圆桌讨论

主持人：吴司长特别说了我们跟中非之间，一个是渊源深厚，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其实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发展中非关系，我们在每一个时代都跟非洲有良好的合作，现在合作的领域也是越来越宽。新时代中非合作的基调是怎样的？

吴鹏：中非合作简单地说，就是彼此的真诚相待、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相互尊重就是我们从来主张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平等相待。在务实合作方面，中非之间历来都是合作共赢的，从来没有追求过“你赢我输”的这种零和游戏，倒是现在国际上由于中国发展非洲关系（时间）比较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中国企业走入了非洲，应该说引领了国际对非合作，这也招致了国际上的一些羡慕、嫉妒、恨，总是炒作中国的“债务陷阱”、跟中国做生意吃亏了，实际上这些论调都站不住脚，实质上我们是互利共赢的。

张维为：中非友谊源远流长。我很荣幸，上世纪80年代中期，非洲很多国家元首来都是我做的翻译，包括坦桑尼亚的尼雷尔、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加纳的罗林斯等等，后来我也陪一些领导人去非洲访问，也见过当地非洲的领导人，所以这个友谊是源远流长的。

我记得博茨瓦纳总统有一次接受BBC采访就讲：他说我到中国感到真正的平等和尊重。我们对于任何一个非洲来的领导，哪怕再小的国家、再穷的国家，我们的礼遇完全和大国一样，非常尊重。小到每一个细节，礼宾司安排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点就表明我们的文化真的是平等待人、互相尊重。

吴鹏：我也补充一个关于平等对待非洲的例子。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当时五十几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会，咱们习近平主席每一个都接见，都是会谈，体现了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穷富都是一律平等的原则。

主持人：非洲不同的板块有不同的地理、人文、文化，各种各样的特色，跟非洲不同板块之间的国家的合作，是不是也都有不同的特色？

吴鹏：刚才我强调了非洲的多样性，我也要强调非洲的统一性。它具有强烈的“泛非主义”的情结，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个非洲联盟就是非盟，它的总部设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体化的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当然地区之间确实有不平衡的地方，比如说在南非，南非是一个发展水平比较高的一个经济体，我们在那里的投资非常大；中部非洲是世界的“资源库”，我们在那里资源业的投资就很多；东部非洲投资环境比较好，一些瓷砖、建筑材料、快消品，都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北部非洲靠近欧洲地中海，跟欧洲的往来比较多、所以我们在那里的一些企业也比较注重从自己全球布局的角度在非洲进行投资各有各的特点，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我们跟非洲的交往是非常深的。

主持人：我们请到一位特殊观众张展平先生，他在非洲有投资，而且跟当地有密切的合作。

张展平：大家好。我叫张展平，我在非洲的赞比亚投资建厂。

主持人：跟我们介绍一下您是哪个领域的厂？

张展平：我是农业领域，搞蜂蜜的。

主持人：在当地有多少员工就业？

张展平：现在有六七百个人。

主持人：他们在您的工厂里的收入水平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他们家庭的开支？

张展平：他们（当地）一般工资水平合人民币是六七百块钱一个月，但在我们工厂一般是一千多人民币，翻了一倍。

主持人：您之前也在西方的一些国家采蜂蜜，他们的做法跟您有什么不一样吗？

张展平：他们出口原料，把赞比亚的蜂蜜原料送到欧洲去，也不打原产国赞比亚的品牌，回去以后包装成他自己的国家品牌。但是我去了以后，打破了他们的垄断，打的是赞比亚品牌，这样就提高了赞比亚蜂蜜的国际声誉，使整个赞比亚两万多蜂农的收入增加了5倍。

第三届进博会上，张展平和张同阳父子上阵推销自家的赞比亚蜂蜜。（图自网络）

吴鹏：其实我访问过很多的非洲国家，也有一些亲身的经历。我的感觉就是非洲的发展无论是减贫还是整个国家发展都需要工业化，不能仅仅把非洲作为一个原材料的产地，刚才说的Made in Zambia，Made in Africa。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年年初王毅国务委员访问非洲的时候提出了“八大非洲”，其中一项就是“制造非洲”。非洲发展了，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更大，它能进口我们更多的产品，跟我们有更多的合作。

张维为：中国过去数十年的崛起是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而非洲对这四次工业革命都有巨大的需求，包括像华为这样的存在，多少人在非洲用上了智能手机，过去很难想象。包括彩色电视也是一样，没有中国的投资，他们用不上，现在一下子就都用上了，所以我对中非合作前景从宏观来讲是非常乐观的。

吴鹏：张教授说得特别对，实际上非洲是有弯道超车和跨越式发展的条件的。比如说在信息技术领域，实际上在非洲的手机渗透率、互联网的渗透率是超乎寻常地高，因为它没有固定电话阶段，也几乎没有电视阶段。直接进入移动时代互联网时代。非洲人口非常年轻化，这些年轻人喜欢音乐、歌舞，这也是非洲人的天性。咱们一个传音手机公司从南非并购了一家做音乐软件的企业，做了一个在手机上播放非洲音乐的APP，受到了非洲年轻人的欢迎，这也是我们中国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创造力，契合了非洲结合四次工业革命的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例子。

主持人：每个时代我们跟中非合作可能这个领域都不一样，三年一次的中非合作论坛是不是每一次聚焦的领域也都不一样？

吴鹏：会有变化，要随着时代发展、外部环境的变化和非洲内部需求来进行调整。比如说目前我们面临着（新冠）疫情这么一个特殊的时代，中非合作的领域就必须进行调整。比如说脱贫，中非合作要惠民生，搞一些小而美、有经济效益、直接创造就业、为它工业化服务的一些项目。

此外，比如说农业，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需要农业先行。非洲有广袤的可耕地，很多国家在历史上是粮食输出国，但后期由于它经济结构的失衡，成了粮食的进口国，据说有将近三分之二的食品需要进口。国际收支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这很荒谬。

我们中国一些企业已经发现了（这个现象），包括湖南的袁隆平老先生的袁氏高科，在很多非洲国家引种了杂交水稻，几千公顷种植下去，大量地提高了他们的粮食产量，所以我们把农业也作为未来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一个重点的领域。

张维为：我自己印象特别深。中非合作论坛是2000年开始的，到2006年变成首脑一级的峰会了，而那一年是关键的一年，西方世界突然注意到中国已经遍布整个非洲了，那时他们就开始创造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中国债务陷阱”诬陷中国，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这次峰会，我给《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我当时就提出，中国模式对于外部世界，特别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将超过美国模式。

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图源：中国新闻网）

后来碰到美国一个相当不错的研究中国投资非洲的专家Professor Brautigam（戴博拉·布罗蒂格姆），当时我们一起在瑞士开研讨会，谈得很投机。比方他说赞比亚铜矿导致的债务陷阱，主要是欧洲的债务利率越来越高，而中国的利率是在减的，这也是我们在反驳西方观点时可以借用的。西方一些优秀的学者做的中非关系研究，值得我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