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要补充一下，这本书里多数文章的截止日期是去年7月。到2021年3月31日的时候，美国疫情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3114万，这个绝对数是中国的303倍，死亡人数超过了564000，是中国的116倍。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2倍。如果用我创造的概念，就是“人均免于感染新冠肺炎的安全感”来计算的话，中国是美国的1272倍，如果用“人均免于死于新冠肺炎的安全感”来计算的话，中国是美国的487倍。所以中国的制度优势和美国的制度劣势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但美国政府的做法不是改革自己的制度，而是在媒体的积极配合下，拼命转移视线，继续甩锅中国。

这本书的作者花了相当的篇幅论证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美国整个的统治阶级竭尽全力地要做一件事：控制住对这场全球大流行疫情的责任叙事（谁的责任？怎么叙事？）。他们太害怕美国人民起来问责这个落后的政治制度。而美国资本力量控制的各路媒体也全力配合美国政府。

作者特别指出，从表面上看，美国两个政党在应对疫情方面存在明显的分歧，但在对中国的敌意这方面是一致的，西方的资本力量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致的。资本力量控制的媒体的做法就是把中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如国家投入、免费医疗、统一的规划、信息技术的广泛采用、完善的社区服务等都解释为中国的威权主义，是高压和独裁的结果，而中国人对此充满了抱怨。这是他们的基调。

《纽约时报》2020年10月31日的一篇文章的描述很具有代表性。在他们眼中，中国采用独裁策略来抗击疫情，有效，但令人窒息。今天美国的做法就是宁要资本主义的生灵涂炭，不要社会主义的生命珍贵。

美国总统拜登不久前说，我们正处于一场有关我们这个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根本性辩论之中，一种观点认为，鉴于美国和西方面临的所有挑战，从第四次工业革命到全球性疾病大流行，专制是最好的出路，而另一种则认为民主是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拜登向他的盟友喊话说，我们坚信民主将会获胜，而且必须获胜。他还在另一个演讲中强调，现在是世界民主国家证明我们的模式不是历史遗迹的关键时刻。

实际上，我们从这番讲话中可以看到，美国已经是一个不那么自信的美国了。拜登说要证明他们的模式不是过时的历史遗迹，就说明了现在的美国是处在自己最不自信的时候。中国疫情防控的巨大成功和经济的蓬勃发展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存在感，使西方国家再也无法回避中国模式的成就。

当地时间4月7日，拜登在推销他的基建计划时扯上了中国：他们正指望美国民主制度会动作太慢、太受限、太分裂（观察者网视频截图）

尽管西方媒体天天还在继续黑中国，造谣诬蔑中国，但他们心很虚。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纸是包不住火的，许多西方老百姓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中国与美国抗疫模式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两种政治制度的差别，一种制度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另一种制度把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中国抗疫模式的成功给美国这样的西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经常恼羞成怒。西方一些领导人和右翼政客一直在甩锅中国和世卫组织，以转移公众对政府抗疫溃败的关注。迄今为止，美国疫情造成死亡绝对人数百倍于中国，感染的绝对人数三百倍于中国，而没有任何一个官员和公司被问责或绳之以法。如此缺少问责能力和纠错能力的制度，能不上呼吸机吗？能不一路走衰吗？

综上所述，我想我们恐怕可以提出一个理论命题，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今天是否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改革的能力？资本主义一直在努力维持它的存在方式，同时也不断经历着同样的矛盾和危机。

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在危机不停重复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技术进步，这些技术进步某种情况下也缓解了一些危机，但同时往往又为更大的危机创造了条件。就像互联网经济一样，一方面创造新的财富，但同时又对资本主义制度方方面面带来新的挑战，从贫富差距的加剧到政治分裂的加深。我们甚至可以套用当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东方历史的所谓批评。他说，东方历史随意动荡而没有什么发展。所以他把东方历史形容为非历史的历史、停滞的历史。这又使我想起当年列宁描述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阶段等论述。

实际上，真正的发展本质上应该包括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用过的概念——扬弃，也就是能够与时俱进地扬弃掉那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如果从扬弃的视角来观察，在今天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基本丧失了自我扬弃的能力，也就丧失了自我改革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原来讲的所谓东方的停滞历史，恐怕正好是今天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真实写照。好，今天就和大家谈这些，谢谢大家。

郑若麟：

张维为老师刚才说得非常精彩。有两点我非常赞同，一个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西方的言论自由其实不如我们，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政治正确”的禁锢。

我们先来谈谈禁书。我拿了一些书，这本书叫《LE GRAND SECRET》，《大秘密》，普隆出版社于1996年1月出版。我在书一出版的时候冲到书店里抢了一本，第二天就被禁了。这本书被禁是因为写书的作者之一是密特朗总统的医生，他在书中透露了一个大秘密，就是密特朗总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选总统后，就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作为总统，身患癌症当然会影响到他的执政能力。更严重的是，他的前任有一个叫蓬皮杜的总统就是因为没有告诉法国民众他患有癌症而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因此，密特朗在竞选的时候宣布，他当选以后，将每年都公布他的身体状况。然而，诊断出得癌症的消息后，他却没有向法国选民公布。他撒了谎。这本书一出，当然就把这个谎言给打破了，因此就被禁了。禁止的理由当然不是总统撒谎，而是私人医生不应该向公众透露病人的病情。

当一个国家的法律禁止一本书出版时，显然是因为其内容存在违法之处，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法国也有违法的书。但是法国也还存在着一些法律并没有发声，但却同样与《呼吸机上的资本主义》一样不被发行的书，因为政治不正确。在法国，理论上出版是自由的，但是前提是必须“政治正确”。事实上，“政治正确主义”才是出版自由真正的隐形杀手。

问题来了，什么叫“政治正确”呢？在2007、2008年的时候，我在我的中文小书《自由的幻觉》里写有两篇专门讨论“政治正确”现象的文章。“政治正确”源于美国19世纪的一个司法概念。当时，美国要求在法庭上的所有用词必须符合司法习惯、法律规定或宪法原则。如果要下一个定义，今天法国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欧洲的“政治正确”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占压倒性优势的舆论”，也就是说，如果大多数人都这么说，或都这么认为，那就是“政治正确”的，否则就是不正确的。问题在于，谁来认识这个是大多数的，还是少数的？

过去我们可以揣摩哪个是大多数人认识的，但是我今天认为，有人在私底下操控着“政治正确主义”，并通过这个大棒控制社会，控制选民的思想，控制出版界。正是这种控制，才能控制整个西方社会，成为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的一个生死棒。

好，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两位刚才给出的演讲。我们说到《呼吸机上的资本主义》这本书被下架，可能大家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底什么书能出、什么书不能出、什么书会被禁售？这个标准说出来是要能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我们应该怎么去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