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环节

Q1：我叫刘俊辰，来自华南理工大学，是一名大一学生。因为我在广州读书，所以平时比较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相关消息，有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从去年6月开始的“修例风波”给香港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我们也不难发现，在示威人群中有很多人是青年，甚至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学生，很大程度上说明香港的中小学教育存在着问题，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先生和梁振英先生都曾推进过通识教育改革，但都遇到层层阻力，为什么我们在香港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或者说增强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感的教育这样难呢？阻力究竟是源自于什么呢？谢谢。

郑戈：因为要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或者说国民教育，前提是要有爱国的老师，其次是教材问题，因为香港没有像我们内地这样的统编教材，很多学校使用的涉及国家认同的课程教材，直接用的就是美国或者是英国的教材，历史科目是最明显的，他们的教材在谈到中国，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很多都是负面的，甚至连抗日战争这种人类社会已经有共识——日本犯下了罪行的事件，他们也可以做另类解读。

教师和教材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因素。有这样的教师和这样的教材，难怪会培养出没有国家认同的青年，所以我们不能去责怪这些未成年人，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教育体系下教育出来的。

张维为：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怎么对香港人讲好中国故事、内地故事的事，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人有偏见，你只要看香港的报纸或者电视台，就是充满了对中国内地的误读。一个很小的负面新闻可以放得非常之大，这已经形成一个传统了。同时这也是个机会，我们需要把中国内地的成功故事讲好，实际上深圳就在边上，这么成功的一个故事，大湾区也是。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希望把一些基本道理说清楚，有一批人能够跟香港的民众学者开诚布公、坦诚沟通

Q2：两位老师好，我叫韦向左，是来自上海一家银行的互联网产品经理。张老师一直提到，我们要跟国外也好，跟香港也好，说好中国故事，但我个人感觉相对来说比较悲观。我在网上也好，或者说私下去跟朋友聊也好，更多的人是我只听我爱听的。所以我们去跟香港同胞说国安法怎么好，我们怎么保持善意，实际上我感觉大多数年轻人根本就不想听，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

张维为：我是这样看的，要提供真正好的产品，包括思想产品；形势比人强，有好的产品，又有比较到位的各种各样的工作，会有一部分人觉醒起来的，这部分人他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当然现在我们有一个普遍的感觉，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发展，变得越来越部落化，每个人都看自己喜欢看的东西，这确实存在，但我相信我们最终只要能够抓住关键少数，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再难也要做，一定会产生效果的。这个问题一步步做，时间在我们一边，这么大的国家，这么精彩的故事，怎么会讲不好，对不对？

郑戈：我对这位朋友的问题，深有感触。因为我本人除了研究香港问题以外，最近一直在关注人工智能问题，也写了很多文章。现在有个概念叫后真相时代，在美国体现得非常明显。美国现在不是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完全分成两大阵营，大家对事实的判断会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新冠疫情死了多少人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那么面对后真相时代的特点，恰恰是我们要采取非常积极主动的行动，要去讲好故事。因为这个故事，这个叙事“narratives”是非常重要的，在经济学领域有一个概念叫做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和有故事的生命，两者有很大区别。新冠疫情就是死了几万人，也没有像一个黑人被一个白人警察用腿压在脖子上虐杀这件事来得震撼。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讲出这样的故事，那么我们就成功了。但是这是对我们来说是很简单的，因为中国在全方位崛起，包括在抗疫中的成功，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所以真理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