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政治文化对政道和政体的不同态度，可能源于历史上双方治理版图的差异。从人口规模来看，古希腊多数城邦大概只相当于中国村镇的规模，某种固定的政体也许可以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但中国的国家规模一直比较大，所以政治家很少会拘泥于某种特定政体，而是把重点放在执政的目的和理念上，并围绕这些形成自己的制度安排。所以，历史上中国的朝廷会根据不同时期的状况，有时候强调法治，有时候强调礼治，有时候强调无为而治，有时候强调多管齐下等等。但总体来看，中国人显然把政道放在政体之上。换言之，治国理政首先要把政道搞清楚，再从政道出发来探索政体，建设政体，改革政体，完善政体，而不是相反。这种政道思维无疑是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智慧。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经说过，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质量，政治制度的好坏，关键看三条。第一，国家政局是否稳定；第二，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请大家注意，小平同志是把人民的团结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连在一起的，这种联系非常重要。我们从中国崛起的经验中，从“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的过程中，从台湾和香港地区今天的政治乱局中，从我国新疆曾经经历的“三股势力”猖獗的恐怖主义活动中，都可以看到人民团结与人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没有人民的团结，我们看到的就是百姓生活的遭殃，甚至是灭顶之灾。第三条，就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我个人认为，邓小平的三个标准也可以说是一种政道思维的典范。

这三条政道标准可以用来进行国际比较。如果以此评价采用西方模式的“阿拉伯之春”的国家，那么他们的表现都属于糟糕甚至灾难。国家政局持续动荡，人民四分五裂，民生更加艰辛，一些国家陷入全面内战，甚至分崩离析，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我们也可以用这三条政道标准来分析今天的西方国家，他们的稳定也大不如前，虽然多数还没有陷入全面动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还有老本可吃，包括过去数百年积累的财富，包括历史上通过殖民主义积累下的大量不义之财等等。

但多数西方国家人民也不那么团结了，社会变得更加分裂，多数百姓的实际收入在20来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没有增加，他们的国家先后陷入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生产力遭到破坏，总之情况非常不妙。

我们可以再回到前面提出的改革能力比较的问题。西方民主模式把重点放在形式和程序上，好像只要有了正确的形式和程序，一个国家就可以万事大吉、一劳永逸了。结果西方民主模式日益显得教条和僵化，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西方民主制度很难进行改革，不仅是因为西方国家没有整体利益党，还是因为他们没有政道思维的传统，难以从更大更高的目标出发，来审视自身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端，导致各项改革难以推进。与此相比，中国始终把重点放在目标和结果上，放在政道上，所以中国可以大胆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民主形式和程序，并通过改革使之不断完善。这条道路可以说是越走越宽广。

今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很好地展示了中国人的政道和政体观。在政道层面，这一《决定》明确表示，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为了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和国家统一，我们要在政体层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决定》在政体层面高度肯定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显著优势，其中任何一个拿出来都是一系列经得起国际比较的精彩的中国故事。在充分肯定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优势的基础上，《决定》又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坚持什么，应该完善什么，并制定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间表。

总之，从历史比较来看，中国政治思想注重把政道先搞清楚，然后从政道出发来探索政体，这是一种伟大的智慧。以民主为例，西方把民主几乎等同于程序民主，即所谓的多党制加普选制。而中国则更加关注实质民主，关注民主所要服务的目的，即实现良政善治，并从这种政道追求出发，不断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具体制度安排。中国人的这种政治智慧，不仅让我们获得了明显高于西方的改革能力，也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

大家知道世界上不少地方有一个习惯，每年年末要评选出一个字，来概括过去一年的状况。不久前，台湾地区也公布了2019年评选结果，大家知道这个字是什么吗？乱。那么，“乱”字拔得头筹。第二名是什么？撒谎的“谎”。第三名是什么呢？忧虑的“忧”。“乱”字的推荐人士之一，是著名电影导演李安，在谈到为什么要选“乱”字时，他说很明显，台湾到处绷得很紧，他希望大家汲取教训，最终有一年可以做到“和”这个字，和谐的“和”。关于台湾民主，我们已经做过一期，受到很多观众的欢迎和好评，这里我就不展开了。

但如果从政道话题出发，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当一个社会失去了政道的智慧、只会在政体里面打转转的时候，这个社会可能也就失去了对“人间正道”的整体把握，结果往往就是“乱、谎、忧”三个字。今天世界上不光是台湾地区，而且美国、英国这样的西方大国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多。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王绍光：

刚才张维为老师讲到西方可能需要政治改革，我觉得可能政治改革还不行，因为思维方式得变。我在过去十来年里面讲，中国人思考政治问题有几千年的历史，西方人思考政治问题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梳理下来发现，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张老师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叫政道思维，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叫政体思维，这个思维方式到底有多大的不一样，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21世纪初，有一个在美国华人叫章家敦，写了一本书《中国即将崩溃》。他预测中国即将崩溃，这个“即将”应该是几个月、几天，最多几年吧，但现在差不多过了20年，“即将”一直没有到来。他后来又在2005年、2012年反复预测中国即将崩溃，但都没有崩溃。章家敦不是第一个，其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就一直有人预测中国要崩溃。

我最近在财新网看到一个报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著名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他说中国经济表现得挺好，但是中国政治体制不改成民主，就不可能继续下去。

章家敦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观点，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给中国扣了一个帽子，威权体制或专制体制。用一个词、一个帽子，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完全概括起来，那么这顶帽子有什么用呢？他觉得凡是威权，你就好不了。即政治体制决定了一切，所有东西都决定了，包括是否崩溃，包括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