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注重的是政道，先把政道搞清楚了，再从政道出发来探索政体，这是一种伟大的智慧。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政体思维，政体是政治制度里边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政道是政治制度更大的一种思维方式。

凡是规模比较大的政体、复杂共同体都是混合政体。当你用政体思维、用简单共同体发展出来的思维方式看复杂政体的时候，一定是胡言乱语。因为所有大的政体都是复杂共同体。世界是很复杂的，政治是很复杂的，我们要看这个世界，就得用复杂的眼光来看它，要还原它。

4月6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52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王绍光教授，共同探讨东西方的“国家治理能力”。观察者网整理节目内容，以飨读者。】

张维为：

去年12月法国爆发超大规模的全国大罢工，上百万人上街游行，公共交通大面积瘫痪，罢工原因是马克龙总统想改革法国的养老体系。法国养老体系建立初期，没有顶层设计，现在有42种类型。关键是法国政府早就赤字财政，养老体系越来越成为政府难以承受的负担。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马克龙想简化法国的养老体系，推迟退休年龄，但立即引来了席卷全国的大罢工。背后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法国经济长期低迷不振，多数人20来年没有提高实际收入，失业率又长期居高不下。

我经常看益普索的民调，每次题目问你认为自己国家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过去几年只有10-20%的法国人认为自己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2017年，我在荷兰与法国哲学家贝尔纳·亨利·列维有过一次辩论，他指责中国大规模侵犯人权，我说“Mind your own business”，管好你自己的事情，我查了2016年的益普索民调，90%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法国只有11%的人认为自己国家走在正确道路上。我问他，89%的法国人认为自己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你有没有研究一下，如此广泛的不满中有多少是属于人权问题，太多了。

关于美国，我记得我们在这个节目里也讲过，奥巴马总统上台的时候，口号就是改革。结果8年过去了，他就推动了一个医保改革，但特朗普上台之后又把它给推翻了，等于没有改。我想说的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各国其实都面临着很多挑战，都需要进行改革。法国需要改革，欧洲国家需要改革，美国需要改革，中国也需要改革，但真正能够进行改革的大概只有中国。因为改革需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挠，西方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整体利益党，西方都是部分利益党，所以难以从人民整体利益出发，来克服各种既得利益的阻挠。西方国家的情况，往往是谁改革谁下台，或者是雷声大雨点小，空喊改革，结果什么都改变不了。

去年1月我去瑞士参加达沃斯会议，当时我看到会议出席者的名单，西方大国政要几乎都在，但到了最后一刻美国总统特朗普总统不来了，因为美国政府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政府关门，73岁的特朗普总统和79岁的佩洛西众议长互相掐架，议长因为政府关门，不让总统做国情咨文报告，总统则利用总统特权禁止这位议长乘专机出访，有点像小孩子过家家闹别扭，好一番热闹。英国当时还是特蕾莎·梅担任首相，因为英国脱欧搞得焦头烂额，也无法参会。法国当时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马甲”抗议运动，马克龙总统忙着应对也无法出席。

三位西方大国的领导人都因为国内政治危机，无法出席原本预定要出席的会议。所以，在那次论坛发言中，我就谈了如今西方国家十分需要进行政治改革。我注意到我讲出这个话的时候，下面传来了会心的笑声。因为过去西方几乎将政治改革变成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专有名词，现在我们把它送还给西方，东风“快递”击中要害，很爽。

事实上，也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明白，没有政治改革，西方国家可能会一路走衰。去年达沃斯论坛上，针对西方国家治理能力普遍走衰、民粹主义走强的问题，专门安排了一个会议进行讨论，议题是“在国家治理能力普遍下降情况下，企业家该怎么办？西方陷入重重危机无法改革，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今天，我只想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谈谈中国人的政道和政体观，或者叫中国人的政道智慧。关于这个主题，中国学者牟宗三先生和今天到场的王绍光老师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牟宗三先生曾写过一本书叫《政道与治道》，他把政道界定为关于政权的道理，认为中国政治一直重视治道而不是政道。

绍光老师写了一本书《中国·政道》，我个人更支持绍光老师的观点。绍光老师提出中国传统非常重视政道，而西方的传统更加重视政体。政道指的是治国理政的目标和理念，关注治理的实际效果。中国传统思想家对政道进行了各种深入的探讨，无论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都有很多代表性的观点和表述，比如国有道、君有道、政不得其道等等。而西方国家则认为政体是最重要的，政体指的是政治体制、形式和程序等等，所以才有了所谓“民主还是专制”的分析框架，还将这个框架硬套到中国，套到我们非常复杂的世界上，但它显然无法解释这个复杂多样的世界。待会儿，绍光老师还会给大家阐述自己的观点。

由于西方政治研究的传统是放在政体上，注重政体，所以400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以后，如何读懂中国政体成了他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他陷入了论述困境，他采用当时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法。大家知道亚里士多德把世界上的政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宗的，比较好的政体，一类是变态的，不那么好的政体。比较好的政体分为三个类型，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后来利玛窦发现中国有皇帝，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应该算是君主政体，但在中国实际参与治国理政的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士大夫，这显然不属于君主政体，而更像贵族制国家，但后来发现也不对，中国的士大夫不同于欧洲贵族，士大夫的地位也不是世袭的，而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所以利玛窦最后认为中国可能比较接近民主政体。但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中，民主又属于不那么好的一种政体，几乎等同于暴民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