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邓小平他的眼界很高，他对这个世界比较熟悉。特别1978年，他当时密集地访问了一系列国家，包括新加坡，他深深的被触动，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包括日本，他感觉中国落伍了。对邓小平来说，他要建设一个经得起比较的国家，经得起比较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所以他决定大规模地改革开放。现在看来，1978年这个决定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国运。

第二个时间节点就是1989年，当时有个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很多人不知所措，失去了政治定力，但邓小平一锤定音，强势回应了亲西方势力要推倒人民共和国的这种企图。现在回想一下也是，如果当时不是邓小平一锤定音的话，恐怕我们的政治体制会崩溃，我们的国家可能会走苏联崩溃的这条路，根本谈不上今天中国的崛起。

那么第三个时间节点就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现在我想想也是蛮有感触的，因为苏联解体是1991年12月25号，南方讲话他去南方当时叫南巡，也就是说20来天他就去南方。

为什么？因为，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崩溃的时候，国内也是一片悲观声，很多人在质疑，中国这面红旗还能打多久？但邓小平做了一系列的判断，在苏联解体前三个月

他有一次内部讲话。他说：“现在历史正在出现大转折，这是我们的机遇。”这是邓小平非常鲜明的特点，每一场困难、危机他都看到机遇，就是大的机遇一定要抓住，他可能觉得当时周边同志没有看清楚，所以他到南方去呼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市场经济是个中性的东西，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我们要它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证明邓小平的抉择

是有远见、是正确的，我们成功了。所以我觉得，三个历史关键时刻做的三个战略抉择大致上确定了中国全面崛起的方向方位。今天我们讲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实际上，这就是九二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容。现在我们讲不走改旗易帜邪路，这就是八九对政治风波的处理。

我们讲我们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这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选择。所以这个总结也是非常到位的。

那么这边我再跟大家回忆一段经历。我最近完成了一本书稿，就是回忆邓小平的。我今天讲的不少内容来自于这本书稿。其中有一段经历，我没有跟别人说过，这次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谈一谈。

我是在1985年9月18号那一天，我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见了邓小平。当时我是陪加纳国家元首叫罗林斯，然后晚上我们的飞机就飞到厦门，见到当时的副市长习近平。而且9月18号那天很有意思，为什么？当天是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实现了初步的新老交替。当时我们的叶剑英元帅、邓颖超等十位我们的中共的元老退下来了，然后李鹏、吴学谦新的一波进政治局了。

邓小平是那个会议的开幕式结束之后，从人民大会堂步行走到福建厅，我们在那儿等他，然后见罗林斯。整个会见谈的是人才培养、人才发现和有序接班。会谈要结束的时候，罗林斯主席告诉邓小平说：“今天下午我们要去厦门特区。”因为他对特区非常感兴趣，邓小平就问他说是要待多少时间，他说一天。邓小平说这个太短了，后来很有意思，邓小平讲了这么一段话：“也比不看好，听过枪声和没有听过枪声的士兵是不一样的。”

这句话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下午我们就坐专机去厦门了。我记得当时加纳元首罗林斯就问习近平，习当时应该是32岁：“你们有深圳特区，现在厦门也是特区，有什么区别？”

我记得当时习这样说的，他说深圳它是靠近香港，和香港有很多的联系，厦门靠近台湾，和台湾有些特别的历史渊源。那么罗林斯也很聪明，他也悟出来，他发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是现在我理解邓小平搞这个特区，不只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也是有比较深远的政治考虑的。这个理解是对的。

那么回到刚才邓小平讲的“听过枪声和没有听过枪声的士兵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做学问、读书很重要，同时一定要实地考察做调查研究。我自己实地考察过70多个发展中国，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是两种模式，一种是全盘照搬西方，一种是全盘否定。

西方全盘照搬西方的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我叫做上下结构脱节。上层结构它的议会国会，讨论的跟西方的议会国会一样的问题，同性恋权利、废除死刑，甚至动物权利等等等等。但是，底层是一个非常原始的社会结构和非常原始的经济基础，所以最终是老百姓民不聊生。这种情况非常严重。那么全盘否定西方也这个问题，就是往往是民粹主义非常严重。经济发展不起来，没有市场没有技术，所以这两个选择都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