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问题，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在全球的生产体系当中扮演的独特角色，中短期也不可能改变。全球已经在经济意义上形成整体，许多事情不是某个国家单方面能够改变的。

事实上就像巴格瓦蒂讲的，美国的问题不是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它获得的整体福利增加是非常明显的。但美国没有处理好对底层民众的福利保障，它的保障做得不好，不如欧洲做得好。这是美国真正的问题。

贸易不平衡反而可能是中国和东亚面临的真正问题。从全球生产体系的演变过程来看，好像只是到了东亚崛起，尤其是中国这个“大块头”发展起来以后，才催生出一种极具竞争力的生产方式和体制。

很有意思，你看技术进步就能看出来。早期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基本上是靠基础研究，但东亚的技术进步基本上都靠制造业，在制造中推动技术的进步，这跟欧美完全不一样。

在东亚，工科最重要。原因是什么？因为各国在国家利益上的根本差异。东亚受到国家传统的影响太深。这是东亚跟欧美、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完全不一样的。

在欧美有大量中国理工科留学生

国民的国家意识比较强，更容易走上靠制造立国的模式。今天我们都在很辛苦地制造、生产，但我们没有美国那样的高消费，因为收入并不高。刚刚王永钦讲，为什么收入低？因为你工资低，为什么工资低？因为你要多制造，而金融又不发达，企业要维持更低的工资来确保足够多的金融剩余。这是环环相扣的均衡，不容易打破。

在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尽管靠制造业扩张可以更快追赶欧美先行国家，但最终会慢下来，因为就像奚锡灿刚刚说的，最后你的内需会变成你发展的最大约束。

当年日本在人均收入上是最接近美国的，1970年代达到了美国的70%多，但后来停止增长，现在也只有美国人均GDP的一半；韩国也没有追赶到日本的水平。因为日韩都面临需求问题没有处理好的问题。

中国是个14亿人口的大国，人均GDP还只有美国的不足四分之一，需求问题已经出现。但跟东亚的其他经济体不一样，中国的体量要大得多，所以应该有更多的机会来处理需求问题。刚刚大家讲到，这些年我们已经在分散我们的出口市场，而且在加快资本向海外的输出，通过向海外直接投资来促进出口。

此外我们必须尽可能释放国内潜在的消费需求，2020年我们提出了“双循环”。“双循环”其实强调的是内循环，但如何形成一个支撑内循环的总需求？首先我们要让企业和投资者在国内市场有可以预期的稳定回报率和利润率。

今天下午，我参加了一个活动，就聊到一件事情。现在我们有很多企业，开发了很好的技术，但它不敢生产。因为一旦生产，马上就引来其他参与者过量进入这个市场，利润很快就消散了。

这么内卷的市场不可能让更多的企业参与内循环。怎样确保在国内投资的这些企业有足够的回报和足够的盈利能力？包括怎么解决过剩产能的问题？知识产权怎样保护得更好？这些都需要政府很好地去考虑。

会议现场座无虚席

这就回到了我们基础的供需问题。例如我们现在去看新能源汽车，已经面临产能过剩的困扰，一旦过剩，它的投资就没有什么回报。但因为地方政府的支持和补贴，产能扩张速度很快。

地方政府即便目前财务状况那么差，还是不惜拿出真金白银去支持包括新能源车在内的新科技企业的进入和扩张。我听说很多三、四线城市都热衷于搞新能源汽车，这背后是政府有意激励的推动，所以这涉及整个政府体系的激励导向问题，这些问题现在变得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地方政府对企业是太好了，好过了头。

我倒是建议如果钱给到家庭，能够增加对家庭更多的转移支付、更好的收入支持，以及对教育、养老、医疗支出做更多的补贴也许效果会更好。同时政府要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做到位，让企业有足够盈利的空间要比单纯补贴投资更重要。

现在做这些改变，反而是个好时候。我们跟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的思维是直来直去的，线性的。中国人的思维是辩证的，相信坏事往往变好事。特朗普打关税战也许给了我们一个决心改变的机会，把扩大内需的堵点真正解决掉。

一方面要应对特朗普的冲击，我们要奉陪到底。但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不能只是口号，要解决好民营企业面临的痛点，更要约束好地方政府的行为，要把精力放在保护好知识产权和企业家的权益上。我们要真正地改变，让国内的总需求扩大。中国不可能变成美国，但可以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

最后，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能够引发一些深度思考，这点很重要。谢谢大家，我就总结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