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到了一个不光追求数量，更要追求质量的阶段。您觉得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的政策或者说体制机制可以做哪一些调整或改变，来激发这种积极的局面？让我们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越来越高，高质量的论文越来越多？

张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数量，你可以采取一些战略，让数量的增长快一点，甚至达到、超过发达国家水平。比如，现在各个科研机构、大学的激励机制都是针对发表数量、国际发表、“顶刊”，考核KPI都看这些。

但是，对于提升质量，我认为这些推动数量增长的战略就不管用了。我很难想象你现在可以用KPI，用考核指标来激励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去做更好地发现、发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耐心。

对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来说，有一些工作需要“跑量”，但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量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这个时候，需要出台非常明智的政策，让我们的科研人员慢下来，给他们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自由，不要让他们被这些指标和考核压得喘不过气。这样一来，就大概率会诞生原创的成果、好东西。

2021年11月17日，沈阳药科大学实验室，大学生在做中草药实验。 视觉中国

这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因为中国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日本早年也是数量优先，但到后来，你会发现日本的大学、研究机构、公司的研究院，节奏都放慢了。节奏放慢以后，很多人觉得他可能10年20年都没有成果，但是没有关系，结果后来日本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成果，得了诺贝尔奖。

你可以有激励的政策、战略来推动数量的增长，但是同一个战略用在质量上就不一定管用。我觉得中国的一流大学其实也需要有这样的环境。这有点像刚才我们讨论的生态系统，是创新的生态。如果我们的一流大学都能放慢节奏，将来出好东西的概率就会非常大。  

观察者网：张老师，我觉得您这个想法很好，我们的科研人员在这个阶段得慢下来。那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环境或者说ecosystem才能让这些科研人员在慢下来的同时“活下来”，并且活得好？

张军：这就需要对研究机构有更多的投入。我认为，虽然现在我们的投入在不断增加，但是我们需要重新考虑这些投入，包括怎样让大学的研究人员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不要整天为经费问题焦虑，能有更慢的节奏来做基础研究。

要知道，所有科技创新的背后，基础研究、理论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在这方面可能跟欧美的发达国家，甚至跟日本之间也有比较大的差距。在应用层面，因为中国人多，投的钱多，开发能力比较强，我们的开发研究也做得很好。但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们的差距可能还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见得要急功近利，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基础研究层面。我们有很多一流大学、顶尖高校，要思考怎样把基础研究做起来，让我们的教授们能长期致力于基础研究，而不要为完成KPI去奔波。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营造更持续的生态系统。

观察者网：这和我们的人才培养也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现在非常强调新质生产力，您觉得怎么才能建立起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一套人才培养模式或者说是引进机制？

张军：我们经常说大学需要有自己的定位，这当然是对的，但在现有的体制之下，不管什么样的大学，大家都想干最热门的事情，大家都跟着所谓的“风头”走，这恐怕不行。

在整个教育市场里面，大学当然可以互相竞争，但最重要的是，它们可以有各自存在的理由，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有些学校，考虑到它原来的传统、历史积淀，我认为它们在某些领域可以做得很好。

中国在新质生产力、技术开发和应用型创新方面做得相当好，但总要有人去做基础研究。中国人很聪明，做基础研究完全没有问题。我认为，中国的一流大学、综合性大学，应该去做这些事。这些大学的规模、层次、重点完全可以不一样，我相信，将来有些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也会出很多重要的成果。

有时候就是这样，可能大家并不关注他，但这反而为他在某一个小的领域当中配置了更多的资源，吸引更多的人才，在这个领域里面，他可能会出成果。我觉得出好东西的几率，在很大程度上跟耐心有关系。

有一句名言说，“所有伟大都是熬出来的”。我相信每一个学校都能在某个领域中有非常重要的发现，但这不能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