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我觉得可能这一次杭州一下涌现了“六小龙”，数量比较多，而像京东、拼多多这样的大公司，都是独立的个体，大家可能会觉得存在偶然性。这次杭州一下子出现了一群，大家就会想，这其中是不是有规律性的东西存在。

张军：类似的现象，我在写《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深圳奇迹》时曾讨论过。当时深圳也是一大批成功创业的公司聚集的地方，被称为“中国的硅谷”。

十年前我到武汉调研，当时武汉给我的印象，很像大家今天讨论杭州的情况。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是所非常好的工科学校，每年武汉有超过100万大学毕业生，很多学生毕业后南下去了广东，也有在当地创业的，我当时觉得创业活动在武汉蔚然成风。直播平台斗鱼告诉我，他们每年都在长江边举办嘉年华，全国各地的粉丝都聚集到那里，当时我真的对武汉刮目相看。

今天在杭州，包括之前在深圳、武汉看到的现象都说明，只要创新创业的生态能够做得好，很多创新的活动都会发生，并不见得说必须是哪个城市。

3月15日，杭州市西湖区的一家商场内，宇树科技G1人形机器人与小朋友握手互动。 视觉中国

美国有很多著名的公司，但你看它们在美国整个版图上的分布，其实是没有规律的。我们都知道，硅谷位于美国加州，但实际上美国有很多著名的公司并不诞生在加州，比如我们熟悉的微软、星巴克、亚马逊，它们都诞生在华盛顿州，一个位于美国西北部靠近加拿大的农业州。特斯拉也不诞生在加州，它诞生于得克萨斯州。

我觉得这个现象很有意思，这些由创新创业产生的著名公司，从事后看，他们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地理分布上，是没有什么规律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这么多城市，只要我们把创业的生态环境、生态体系做好，未来那些重要的科技公司可以诞生在我们今天无法预测的任何一个地方。

观察者网：我们刚刚聊到了政府，聊到了市场，聊到了产生创新创业公司的土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高校。现在很多人说，这波浙江大学“赢麻了”，浙江大学之于杭州就像斯坦福之于硅谷。“杭州六小龙”当中，DeepSeek、云深处科技和群核科技的创始人都毕业于浙江大学。在“六小龙”火出圈的时候，我们看到浙江省省长走进浙江大学，问计于大学。高校在一个地方的创新创业发展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怎么才能将高校的作用最大化释放？您有什么建议？

张军：我并不觉得高等教育对未来的创新创业活动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现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了很多重要的公司，它们的创始人当中，有很多都没有在大学里面拿到学位，有些中途就辍学了，有些甚至没有进大学的校门。

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处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技术的壁垒和门槛相对高一些。如果你不进大学，不去学这个领域、这个专业，掌握这些技术可能相对会比较难，但这还不是一所大学存在的最重要的价值。

如果大学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要培养出几个重要的创业者或者创新者，这恐怕低估了大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即便我们现在看到，科技领域当中有很多成功的创新活动是由从某个高校或者工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完成的，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大学存在的意义归结于，就是要培养出能创立一些重要公司的人，大学的价值远不止于此。

我现在有两点比较担心的是：第一，“杭州六小龙”的现象可能给大家造成一种错觉，觉得每个城市必须有一个工科学校、必须办一所更大的工科学校；第二，让现有大学的理科、工科更快地扩张，对人文学科造成挤压。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我不是很认同。

我在大学教书很多年，我认为大学最重要的是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素质上的教育。

2025年3月8日，杭州，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视觉中国

我最近去了趟日本东京的早稻田大学，这也是我多次进行学术交流的学校。它们有一个学院，汉字是“教养学院”，英文是“Liberal Arts”。中国早期把“Liberal Arts”翻译成博雅学院、博雅教育，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曾致力于普及这个概念，他写过一本书叫《博雅教育》。我发现日本人用汉字用得非常有意思，非常直白，它们叫“国际教养学部”，其实就是一个素质教育的概念。

今天中国的很多综合性大学搞通识教育，其实带有很强的“博雅教育”的色彩，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至于说，我们还要不要分专业，还要不要大力发展工科、理科，当然要。从科研的角度来说，很多科研活动是在实验室、研究院里做的，但就本科教育而言，可能更多的还是教养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