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我觉得各位经济学家，包括张军老师您在内，对未来的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但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可能现在内心存在一种焦虑感，也想做一些准备。您觉得对于个人发展来说，在这样颠覆性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要拥有怎样的个人技能，或者是知识储备才能在AI时代更具有竞争力？

张军：第一，素质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我将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不管这个工作会不会被机器取代，我们都需要有非常发达的素质教育体系，我们要变得有教养，让整个国民的素质越来越高，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不管AI怎么发展，它消灭不了这个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既然有了AI，我们不要抗拒它，我们要去使用它，这就是所谓的赋能。我记得英伟达CEO黄仁勋说过一句话，大致意思是，与其说是AI跟人竞争，不如说是会用AI的人和不会用AI的人竞争。我想这个话目前来说肯定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地去拥抱AI，让AI帮我们做事情，这一点至少不会错。

事实上，如果AI可以提高更多人做事情的效率，甚至可以大大减轻他们在工作上的辛劳，这对个人的全面发展不是非常重要吗？

观察者网：所以未来我们驾驭AI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张军：是的，所以我们没必要把AI看成对手，应该把它当作朋友。

2025年3月12日，浙江杭州，老人和AI大模型养老机器人“小希”在社会福利中心进行互动聊天。 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其实现在一切的焦虑都是建立在大家对未来的一种想象上，认为未来人工智能会替代很多人，很多人会失业。就像您说的，这是一种简单的推断。我也想跟您讨论一个现象，我们要让AI变得强大，科技成果的转换是很重要的，现在我国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已经是全球第一了，这是可喜的，但是跟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还不高，这又是非常可惜的，您觉得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堵点在哪里？怎么样才能疏通？

张军：我记得在零几年的时候，《文汇报》组织了一个系列讨论，就是关于科技创新。当时我在《文汇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我们的反省不能脱离国情。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当时人均GDP只有几千美元，不可能跨越式地站到发达国家的行列当中。

但是中国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如果以人均GDP作为尺子，把世界上所有跟中国人均GDP相近的国家或者地区放在一起去看，很显然，中国已经在很多领域中走在了前面，而且可能是极少数，甚至是唯一在科创、科创公司等指标上站到发达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

若干年前我在北京开会，劳伦斯·萨默斯（经济学家、美国第71任财政部部长）说，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均收入只有美国四分之一的国家可以拥有世界上这么先进的、这么多的科技公司。我想，有很多原因可以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虽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在很多领域中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得好。

现在来看我们的论文发表情况。中国首先是人口多，所以总量一定是跑在质量的前面。虽然总量跑得快，但如果分摊到人头，我们的人均发表量可能一下就把中国放到了一个中等水平。但是，你能说我们发表总量世界第一不是好事情吗？这肯定不对。

这些年我们能在国际上有这样的发表数量，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们整体科研能力提升的速度。

虽然跟欧美的很多发达国家比，我们的转化率还不高，但我们也要以平常心去看这件事。就像我刚才说的，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数量一定是跑在质量之前，但有了数量以后，水平积累的速度不是可以更快吗？现在我们论文发表数量已经是全球第一了，将来数量的扩张速度一定会慢下来，而科研和队伍的整体水平会开始慢慢上升。

中国是追赶型模式，一开始我们连国际发表都还很少，现在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国际发表数量全球第一，这非常厉害；我们的专利数量现在也是全球第一，这也很厉害。你说现在还没有达到美国的成果转化率，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下一步的目标。

我也相信，从规律上说，在我们的论文发表数量到了世界第一以后，后面跑得最快的一定是质量，所谓质量，就是研究成果的含金量、原创性、创新性，接下来一定轮到它们开始快速提升。所以，可以想象未来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越来越多的科创公司。

我们体量大，人口是美国4倍，我们的人才，理论上说也应是美国的好几倍，但这还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