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我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一直处于低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同比下降0.2%。您认为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原因是什么？

张军：民企是典型的高度市场化的主体，民间投资持续回落的原因，简单来说是对经济变差的一种反应。经济变差，民企的预期就会向下调整，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就不那么乐观，这反过来又影响了经济的状况。

不过，回头看，民营企业当下过于谨慎的决策和过于保守的资本支出，恐怕主要还是因为过去疫情三年受到了伤害。由于经历了政策的剧烈调整，民企对于政策未来的走向表现得非常不确定，有些担忧。过去这些年，尤其是疫情三年，一些政策过于频繁地发生方向性改变确实给它们造成了较大影响，这种印记造成民企对未来政策是否还会发生变化心里没底。

就像我刚刚说的，民企更加关注长远的目标，如果我们的政策短期内过于频繁地调整，难以保持一定时期内的一致性，会给民间投资造成很大的干扰。

图源：国家统计局

观察者网：您认为怎么做才能给民企更多的信心，改善它们的预期，从而改变当下民间投资低迷的情况？

张军：我刚才说了，短期来说，我觉得当务之急不是要依靠民营企业来稳住经济，而主要还是依靠扩大公共部门的支出来承担稳定器的角色，特别是我们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应该首先担负起这个责任。等经济稳住了，恢复到基本正常运行的状态，民营企业就会逐步重树对经济发展的信心，慢慢地活跃起来。

在这之后，我们一定要从过去吸取教训，确保经济政策在时间上的连续性、稳定性，坚守好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经济改革的目标，避免在这个过程当中折腾来折腾去，管理当局一定要重视预期并学会管理预期。

另外，作为市场主体，民营企业一定希望看到中国经济越来越市场化，因为市场化的经济会让民营企业感到所处的环境是事先可知的，可预测的，这对于已经有成的企业家来说至关重要。而政府就是要保护市场经济在获取资源和竞争中的公平，不能在所有制上出现歧视。

这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我认为，消除所有制歧视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的经济主体剥离掉身份的外衣。不管是国有的，集体的，还是私人的，最后是竞争力说了算，与身份无关。不同所有制的经济部门，发挥的功能可以不同，但如果要在同一个功能上竞争，就要消除身份的歧视，比如去银行贷款，去政府拿地，去工商税务办事，都无关身份。我们的改革应该在这方面实现突破。

观察者网：所以您的观点是，政府当下政策的着力点应该借助国有部门发力。您有什么政策建议吗？

张军：刚才我已经讲了一些了，可以再补充两点。首先，关于财政政策，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是是否应该通过债务置换解决地方债风险。其中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就表示，通过债务置换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会引发道德风险，导致地方债务规模越来越大，要守住中央“坚决不救”的底线。我认为，正常情况下确实应当坚持中央“坚决不救”的原则，但考虑到当前的经济情况，“坚决不救”不是最优的政策，中央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地采取措施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缓解地方政府的支出约束。

第二，我们有三家政策性银行，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稳经济的特殊时期，这三家银行应该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有很大区别，需要服务于国家的政策目标，盈利目标居次要地位。另外，政策性银行的贷款期限会非常长，一般至少在20年以上，而商业银行的贷款期限能达到3年、5年就已经算长的，企业一拿到贷款，就需要考虑还款的问题。如果考虑用政策性银行来支持地方政府的支出需要，对于稳经济会有更积极的效果。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