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就像您提到的，当下中国经济的复苏速度比较慢，或者说低于预期。您认为，短期内我们的经济复苏应该更多地依靠什么？

张军：我先说我的一个观察。前面你也提到，7月以来，李强总理和国家有关部委“一把手”密集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圆桌会等，而且我也注意到受邀企业当中很多都是民营企业。这些动作当然是需要的，但我们要知道，当前稳经济的重点恐怕还不在这儿。要民营经济活起来，肯定是我们长期的目标，但现在要解决的宏观问题是稳住总需求。

我们要明白，在当下，提升和恢复整个经济的支出水平，抓手还是公共部门。而且在中国，我们的公共部门更大，不仅有各级政府，还有国有企业。所以，在考虑稳经济的宏观政策时，注意力和思路应该聚焦到这个方向上来。

当前，发挥财政政策和政府公共支出作为稳定器的重要角色不用再多说，讨论也很多。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在当前稳经济中如何发挥重要的作用，应该成为中央政府考虑的重点。

一方面，作为公共部门，国有企业本身担负着实现国家目标和承诺的功能和责任。另一方面，大量的资源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所以在当下稳经济的关键期，我认为应该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作用发挥好，让它能够在稳经济当中起到难以替代的稳定器的作用。

其实，在去年疫情严重冲击之下，为防止经济骤然下滑，各地也主要发挥了国企和国资的稳定器作用，不然经济的下滑会更严重。很多地方借助于国企和国资减免房租、降低费用等方式帮助中小企业纾困，另外，在物流、煤炭和电力等方面供给非常吃紧的情况下，靠国企来保供稳价。

当下，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有能力也有可能为吸纳更多的年轻人就业做出贡献。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在基础性和战略性领域的央企，应该为稳经济释放出更多的投资需求和采购能力，也可以在畅通供应链和供应链金融上为经济复苏做出更大贡献。甚至我认为，国有企业能在这个时候让渡一些资源和市场机会给民营企业，也是一举两得的事。国有企业和国资掌握了更多的战略资源和实物资产，有能力发挥稳定器的作用，重要的是，政府要立足这个来考虑当前稳经济的一揽子政策。

我也注意到，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出台不少政策促使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为稳住当地经济做更大的付出。

相反，民企的属性决定了它们更加关注长期投资的期望回报。通俗来讲，就是今天是否要投一个项目，是要对这笔投资未来能不能有可观的回报有比较确定的预期之后才能决策。可以说，民营企业家更加关注的不是当下的政策怎么样，而是政策的持续性。他们特别关心，一个投资项目投了下去，将来的政策是否会从鼓励变成限制或禁止。

因此，我认为，在中国谈民营经济问题，始终是在谈一个中长期的话题，我不觉得民营企业在宏观上能发挥稳定器的作用。

2023年4月1日，广东深圳，国企招聘展台前，前来应聘的毕业生。图源：IC photo

观察者网：近年来经常有人讨论“国进民退”，比如说，每当有国资入主民营公司时，民营经济不够快时，都会出现类似的担忧。如果像您说的，短期内政策的注意力聚焦到国有经济，会不会掀起“国进民退”的讨论或质疑？

张军：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辩证地看待。从中长期看，“国进民退”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是弊大于利的。但是，短期内我们当务之急是要防止经济过分下滑，中长期的问题这时候是第二位的。

例如，当年的4万亿政府投资支出计划为稳需求、防止经济收缩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这个，情况也许更糟，也难以有后来几年的经济繁荣。我倒觉得，那个计划应看成在当时条件下做出的次优选择。因为那个计划也主要是国家动用公共部门，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依靠国有部门加大了资本支出。后来有人指责说，该计划导致了“国进民退”的结果。可是反过来，如果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那4万亿的大规模支出，可能经济后来也不会恢复得那么好。

但是很多政策应当有始有终，随着经济回到正常状态，短期的政策不应长期化，应当及时地进行调整。有时候由于我们的政策没能及时地调整、适时地退出，持续时间过长，导致出现大家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我认为当下也是这样的。出台稳增长的政策不见得必然导致“国进民退”的现象。前面我提到，国企国资发挥稳定器的作用并不都需要国进，也需要国退。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稳住需求，经济趋稳之后，需要把短期的总量政策进行及时调整，一些短期适用但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需要退出，把更多空间让渡给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也就是要及时推进市场导向的结构性改革，扩大资源分配中的市场主体发挥的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