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太清楚“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是什么意思，但消费需求是指有购买力的需求。

在给定收入水平的情况下，通过税收和补贴政策对收入进行二次分配可以减少贫富差距，从而降低居民部门作为一个总体的储蓄倾向、增加消费需求。鉴于中国依然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政府需要在这个领域做出更大努力。

与此同时，政府应该“做大蛋糕”，形成“收入增长——消费增长——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在这一循环中，收入增长是起点。而收入增长的起点则是无需依赖收入增长（即并非收入的函数）的某些特殊类型的投资的增长，特别是缺乏商业回报但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而需要政府支持资金的狭义基础设施投资、技术改造投资和医疗教育投资等的增长。可以把这类投资称之为广义基础设施投资。

在预期偏弱、经济增长无力、物价普遍下降情况下，由于可以创造“挤入效应”，带动以盈利为目标的其他投资，广义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对启动经济增长尤其重要。“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应该是：“广义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各类投资增长——收入增长——消费增长——收入增长——投资、消费增长——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

如果居民消费的增长不能建立在收入持续增长以及对这种增长的稳定预期的基础之上，即便是政府发放补贴，居民仍可能把额外的收入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简言之，除非出现某种难以预料的良性外部冲击（如某种重大技术突破），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需要以广义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启动。

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学界热议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统计局公布了两组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一组数据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是用住户调查得到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人口数计算出来的。根据这一组数据，202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为43%，明显偏低。另一组数据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来自资金流量表，对应的202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为59.3%。

许宪春教授早就指出，基于流量表的统计更为准确，因为住户调查由于高收入户配合程度不够，调查样本对高收入户的代表性不够。虽然国家统计局利用税收数据做了调整，但仍然偏低。计算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及其占GDP的比重，不能用住户调查推算出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而应该用资金流量表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

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一般在70%-75%之间。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GDP比要小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但差距也并非像一些分析认为的那样大。例如，2022年日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为56.22%，丹麦为46.1%，都低于中国按资金流量计算的可支配收入/GDP比。英国为61.47%，仅略高于中国。各国国情不同，简单比较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意味着减少税收和社保缴费等。但事实上中国的宏观税负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因而，虽然中国可以考虑进一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但很难说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即降低居民的税负负担就可以解决中国当前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资料图/中新社

同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居民储蓄率问题。在收入分配结构给定情况下，居民储蓄率是居民的自主决定。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原因，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居民储蓄率偏高。中国居民储蓄率较高意味中国居民积累财富的意愿较强（无论是出于“谨慎动机”还是其他动机），中国企业投资的可借贷资金（loanable funds）来源较为充裕。这种情况应该看作是中国经济的优势而不是弱点。但是，如果一方面居民储蓄意愿强烈，另一方面企业投资意愿低下。在合成推理谬误作用下，就可能推动经济增速下滑，直至居民储蓄和企业投资在经济衰退中实现平衡。

国民储蓄是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之和。其中，

企业储蓄=企业留利

政府储蓄=政府收入-政府支出+政府投资

根据世界银行计算，2010年中国储蓄率为51.1%，显然过高。但此后逐年下降，2016年降低到45%。2021年中国储蓄率回升到46.1%，这种情况应该同疫情有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2021年（或2022年），爱尔兰、新加坡、卢森堡、挪威和瑞士的储蓄率分别为64.1%、60.1%、52.1%、49%和38.4%；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为39.1%；中等收入国家为35%；中高收入国家38.3%。

各国情况不同，统计口径也不尽一致，仅仅通过国民储蓄率统计数字的比较，似乎还不足以判断一个国家的储蓄率（或消费率）是否合理。我们也没有一个严格的理论可以作为判定中国整体消费水平合理性的依据。中国是否存在低估消费、高估储蓄的问题呢？如果加上地缘政治考虑，问题就更复杂了。只要是自愿，储蓄就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是必须使储蓄得以转化为投资，唯其如此，居民才能增加资产，才能日后增加财产性收入。

总而言之，在目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打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3%”和“60%”的禁忌，显著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国债发行量，为广义基础设施投资提供充分资金，以此扭转GDP增速持续下跌的趋势和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只有这样，启动投资、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才有可能。

· 2024年中国应该能够稳定房地产市场

Q5：您认为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对于下一步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有何思考？

余永定：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2003年再次强调“首先，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搞好廉租房，让那些买不起房或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能够租得起房、住得上房；其次，是建设主要面向中产阶级的经济适用房；再次，高档住房主要靠市场调节，但必须有国家的宏观调控，防止利用房地产炒作，造成市场混乱。”2003年房地产行业被确定为支柱产业。2014年中国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比例达到14.43％的峰值。

我并不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但认为中国房地产业存在资源错配问题。

2013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房地产投资存在的严重结构问题。中国城镇户均住房拥有率已经达到102％，而美国居民户的住房拥有率低于70％；中国人均住房面积为32.9平方米。而香港家庭住房面积中位数是48平方米；中国已有五星级饭店696家，待建、在建、新建成五星级饭店500家。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5％。现在五星级饭店正在向二、三线城市扩展。中国各级政府高标准办公大楼，难以计数。中国目前（2013年）有360座摩天大楼，在建和待建摩天大楼则可能数倍于此数。

当然，由于缺乏可靠的统计，上述数字可能并不准确。但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和GDP中的占比过高应该是事实。我当时的担心是，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于依赖房地产投资，当时降低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可能导致经济硬着陆，但维持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导致未来经济更严重的硬着陆。我感觉中国目前正面临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的局面。

2023年1-9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资料图/国家统计局

2023年1-9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增速 资料图/国家统计局

中国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是供求失衡的结果。由于房地产的特殊性质，房地产需求不仅包含出于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居住需求，也包含出于积累财富意愿的投资需求和纯粹的投机需求。缺少可投资的其他资产、税收制度的不完善（如遗产税、资本收益税、财产税阙如）和财产的不透明性（包括还未建立公职人员的财政登记制度）放大了房地产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从供给方看则存在对土地供给的限制（一些限制是必要的），地方政府通过“招拍挂”，在卖地过程不断推高地价，从而间接推高了房价。

收入增长赶不上房价的增长——中国房价/家庭年均收入比在全球位居前茅。高房价引起中低收入群体的不满。为了满足刚性需求和防止社会问题的恶化，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所谓的“六限”）抑制房价上涨。政府房地产调控的“成功”往往意味着房地产价格的下降，而房地产价格的下降，经过一定滞后，将导致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降。由于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忽视，一旦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政府就会调整政策，遏制房地产价格下跌。由于政府在抑制房价上涨和维持经济增长之间最终会放弃对房价的控制，市场逐渐形成房价只升不跌的预期。这种预期无疑强化了房地产的投机需求，并反过来推高了房价。

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到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下跌，几乎进入负增长区间。正如马光远先生多年前指出的，如果当初政府不对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跌过多干预，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中国房地产在2016年就有可能着陆（虽然可能有点“硬”），从而避免自2016年以来房地产价格持续大幅反弹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