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目标不应低于5%

Q1：您对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恢复情况如何总结评估？

余永定：2023年初制定的GDP增速目标是5%左右。由于2022年GDP增速只有3%，5%的增速目标是一个留有充分余地的增速目标。就目前所能够得到的经济数据来看，2023年中国GDP增速超过5%已是定局。

尽管我们希望中国GDP增速可以更高一些，但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2023年中国经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0.2%，2023年1-11月份同比增7.2%。社零增速的反弹说明中国的居民消费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2023年1—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2.9%低于2022年的5.1%，其中制造业投资同比增6.3%，低于22年的9.1%。但令人欣慰的是，制造业投资中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的投资分别同比增长34.6%、21.5%、17.9%和10.5%。制造业中上述细分行业投资的高速增长令人鼓舞。

导致微观主体感受偏冷、社会预期偏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如果2023年中国政府制定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目标，执行了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2023年中国GDP的增速就可能会更高一些，居民的收入的增长就可能会更快一些，“微观主体感受偏冷、社会预期偏弱”的情况就可能不会出现。

Q2：您对2024年我国经济增速或增速目标有何预期和建议？从“三驾马车”来看，消费成为2023年我国经济增长最大拉动力，资本形成对GDP贡献率有所下降，净出口贡献为负。2024年这一格局将如何演变？

余永定：在没有复杂的计量经济模型或其他数量模型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2024年中国可能实现的GDP增速做一个粗略推算（a back of the envelope calculation）。在确定2023年末总需求各部分在GDP中的比重后，假定2024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贸易顺差的增速等于2023年1-11月社零、固投和贸易顺差的同比增速就可以推算出2024年GDP的增速。假设2024年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速为0，最终消费增速等于2023年1-11月社零的增速（7.2%），可以推出为实现5%和6%的GDP增速所需要的资本形成增速。

我以为，2024年中国的经济增速目标不应该低于5%。由于2023年中国GDP增速可以达到5%，2024年5%的增长目标就是扣除了相当一部分基数效应的、更货真价实的5%。鉴于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低于2023年，如果中国能够在2024年实现5%的经济增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应该强调，中国的GDP增速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中国目前处于低通胀的状况，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导致通胀失控。中国政府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最重要的政策空间，争取实现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一举扭转GDP增速持续下跌的趋势，一扫对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

资料图/新华网

· 2024年能否取得较高经济增速主要看投资，投资主要看基建

Q3：您如何预判消费和投资在2024年的复苏力度？对2024年我国出口形势有何展望？

余永定：在2023年，消费需求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023年1-11月社零增速为7.2%，同2022年的低基数有关。同时，社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餐饮业高速增长的结果，在餐饮业基本恢复正常增长的情况下，2024年社零的增速大概率将低于2023年。同时，由于股市不振、房地产价格下跌、地方政府财政紧张等，2024年中国最终消费增长速度可能低于2023年。

2023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大幅度下降，2024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估计也将十分有限。

2024年最终消费和净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大概率将低于2023年。这样，2024年是否能维持较高经济增速主要取决于资本形成。

2024年资本形成增速是否能够超过2023年？一个关键问题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在继2022和2023年分别下跌10%和9%（左右）之后，2024年是否还会继续下跌？目前房地产投资下降幅度出现收窄迹象，但估计在2024年还会继续下降一段时间，房地产投资对GDP增速的拖累将会减少，但做出贡献的可能性不大。尽管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投资增速令人鼓舞，但这些增长较快的新兴投资存量占比仍然很低，贡献更多是边际性的。2023年制造业投资增速明显低于2022年。制造业增速之所以差强人意应该同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降有关。

因此，2024年资本形成增速是否可以高于2023年，取决于基础设施的增速是否能够明显高于2023年。

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速度取决于项目储备以及资金的可获得性和成本。根据CF40，截至2023年11月，按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三大行业投资增速套算，基建投资额为20.5万亿（2022年全年为21.2万亿）；1-11月基建投资同比增长8.0%。其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11月投资同比增长24.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10.8%；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增-1.1%。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是城投公司的主营行业，其投资下行或许与隐债化解行动有关。统计局公布的1-11月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8%。我粗略估算的结果是，如果2024年最终消费增速低于2023年，为实现5%的GDP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就可能需要达到双位数。

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1/5，人口却是美国的4倍。中国不存在基础设施投资饱和的问题，特别是在医疗、养老、教育、科研、地下管廊和城市交通等领域，中国的基础设施存量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

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投资于公共产品一般既无商业回报，也难以产生现金流。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只能主要来源于政府预算。政府预算内资金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包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土地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和专项债。2022年基建的预算内资金占比为20.3%，在预算内资金中，成本最低的资金来源——中央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占比不到1%。由于房地产价格的下降，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40%左右的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出让金收入锐减；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还面临艰巨的化债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改善经济结构，中央政府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就更是难以避免的。

基础设施投资不一定在短期内是有商业回报的，但应该是高效、高质的。不少学者反对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地方政府搞“面子”工程、“白象”工程、“豆腐渣”工程，白白浪费资源，甚至滋长腐败。这些担心是有根据的。但这些是如何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而不是应不应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

如何保证基础设施投资的高效率、高质量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挑战。在推出新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之前，政府必须从立项、融资、监理和验收等各个环节做通盘考虑。如果无法提供基础设施投资高效高质的制度和思想保证，那么其他也就无从谈起了。

· 找到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的起点

Q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您认为应如何推动二者形成良性循环、扩大有效需求？

余永定：从增加总需求的层面来看，消费与投资都是总需求的构成部分。给定两者在GDP中的占比，两者增速的提高都能导致GDP增速的提高。

但从经济增长的层面来看，消费与投资的性质完全不同。投资意味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而资本存量的增加将导致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意味着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居民可以享受更多的消费。因而，在消费和投资之间的选择实质上是在现在消费还是在未来更多消费之间的选择。希望现在消费就减少投资，希望未来更多的消费就增加投资。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的命题意味着，要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就必须首先增加居民收入。更全面的表述是：“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财富存量的函数”。其中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变量是收入，收入预期在很大程度是当前和前期收入决定的，同时也会受某种非经济的重要外部冲击影响。

如果一方面承认“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增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是否在逻辑上自洽？正如李实教授所说的，“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想刺激他们的消费显然不现实，他们中的一些家庭处于负债消费的状态；对于中等收入人群，他们面临就业和收入不稳定的问题，叠加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增加，想让这部分群体提高消费也不太现实；对于高收入人群，很难通过一些举措去刺激他们的消费行为，同时高收入人群毕竟是小众群体，不太可能对促进社会消费力提升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提升居民收入还是要回到源头：提高经济的增⻓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