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战略欺骗与北约东扩

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死结，从1999到2008十年间，北约东扩三次，先后将东欧九国和波罗的海三国纳入北约体系，对俄罗斯安全利益构成极大威胁。对此，俄罗斯一直坚持北约东扩违反了西方领导人与戈尔巴乔夫的“君子协定”。然而，即便是在西方内部，关于北约东扩的起因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一部分人认为，西方确实曾向苏联领导人保证过北约不会东扩。而另一部分人则坚称，当年美国和西方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中从未涉及北约东扩问题。

近来，“否认派”中有人“反戈一击”，承认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至少两次得到美方口头保证。美国资深俄罗斯问题专家詹姆斯·哥特杰尔（James Goldgeier）2019年末发文说，美国的第一次保证是在1990年2月，当时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亲口对戈尔巴乔夫说：“北约不会令其军队向东移动一寸。”贝克也同意戈尔巴乔夫“北约的任何扩展均不可接受”的说法。此前，西德外长根舍也宣布：“北约需要做的是明白无误地宣布，不管华约有任何变动，北约绝对不会东扩，就是说，不会逼近苏联边境。”1993年10月，美方做出第二次保证。当时克林顿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在莫斯科对叶利钦说，美国不会支持新成员加入北约，而是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前华约国家的“和平伙伴”机制。然而一年后，叶利钦发现北约扩员已箭在弦上，不禁勃然大怒。对于上述历史，哥特杰尔不持异议。但又笔锋一转，认为美方既然赢得了冷战，便可从实力出发，为了自身利益而改弦更张；通过北约东扩，为中东欧这一历史上动荡不安的地区提供安全保障，无可厚非。

哥特杰尔“美国赢得冷战”的说法，至少混淆了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和时间点（冷战至少在苏联解体前5年就结束了）。尽管如此，此种非历史和反历史的说辞在美国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不容置疑的标准叙事。甚至一向慎于言辞的老布什在1992年大选时，也以“赢得冷战”为竞选口号。对此，美国的“冷战之父”乔治·凯南予以驳斥：

如果任何一届政府宣称，它可以对地球另一面的一个大国内部的混乱不堪施以决定性的影响，那一定是十分幼稚的……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任何个人“赢得”了冷战。

不仅如此，凯南还强烈批评北约的首轮东扩，称之为“美国外交在后冷战时期犯下的‘最致命的错误’”（the most fateful error）。它会对“俄罗斯舆情中的民族主义、反西方倾向和尚武情结火上浇油，不但无助于俄罗斯的民主进程，还恢复了东西方之间的敌对气氛，驱使俄罗斯外交与我们的意愿背道而驰。”凯南其实一直强烈批评美国高度意识形态化和高度军事化的冷战外交，也因此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

哥特杰尔的“美国赢得冷战论”，其实是一个对北约东扩的结果加以“合理化”解说的“马后炮”，但还是赤裸裸地展现了美方的战略欺骗手段。贝克1990年2月对戈尔巴乔夫的“北约不会令其军队向东移动一寸”的保证，离东德退出华约还有8个月，距华约正式解散还有15个月。如何说服苏联领导层支持两德统一，自废武功（解散华约），贝克必须有所表示，又避免留下字据，因此口头保证最为合适。按照哥特杰尔的说法，北约真正东扩时，苏联已经解体，其继承者俄罗斯本身自顾不暇；当年的决策人亦都已离职，他们之间的口头保证也就不了了之，北约东扩由美国说了算。

戈尔巴乔夫对北约东扩的态度并非前后一致。2014年10月他对俄《生意人报》说，从未与任何西方政要讨论过北约东扩问题。在2021年5月21日接受德国《图片报》的访谈时又换了说法：“从那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与苏联解体有关……西方很多人都难掩内心的喜悦，这其中包括当初对我们保证‘北约不会令其军队向东移动一寸’的人。”直到耄耋之年，戈氏才认识到，苏联解体为北约东扩排除了最后一道障碍，然而为时晚矣。

四、苏联之后，一个解体的世界？

2021年夏，有两个不寻常的历史性纪念日。一个是中共建党百年（1921年7月1日），另一个是苏联解体30周年（1991年8月24日叶利钦发布禁共令）。苏共与中共历史命运如此不同，令人感慨和深思。一个超级强国，面对一个不乏善意的外部世界，却在一个满怀理想、立志改革却又过分天真的少壮派领导人手中快速滑向历史终点。

然而30年前的苏联解体，两极体制终结，至少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国际体制层面的两个变化。一是“终结历史”的“自由国际秩序”本身也盛极而衰。苏联解体后，西方失去外部制衡力量，进入“为所欲为”（realms of choice）的时代。从20世纪90年代的波黑、科索沃战争，到21世纪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战争，以及从未停止的“反恐”战争，西方自由-干涉主义在世界范围穷兵黩武，造就了大批“失败国家”，无数难民，以及无法根除的恐怖主义，最终祸及西方本身。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西方新自由主义“无为”更无治，贫富差距陡增，精英群体堕落，最终使反体制的民粹主义异军突起，席卷西方各国。美国/西方也许赢得了冷战，却失去了和平，更要丢失自我。在这个意义上，苏联解体与LIO“终结”似有不解之缘。

第二个国际体制的变化是重回大国竞争。西方“自由国际秩序”式微，不会以历史再次“终结”而寿终正寝，而是以美国/西方与中俄两大国重新为敌而启幕。不无讽刺的是，在苏联解体之际，西方与中苏两国均关系颇佳，如今却自我放纵为激烈竞争、甚至敌对关系。戈尔巴乔夫90岁生日后，97岁的基辛格五周内三次警告说，除非中美之间相互理解并实现共存，一个充斥核武器并为人工智能所支配的世界，将面临类似一次大战的灭顶之灾。

90岁的戈尔巴乔夫仍在为西方的战略欺骗和帝国崩塌而耿耿于怀，比他年长7岁的基辛格却已经感受到世界末日的凶兆。然而两位当年叱咤国际风云的老者所面对的，是仍在梦想旧冷战的荣光、又对新冷战踌躇满志的同一批精英群体。西方的浅薄、贪婪和危险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