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苏联帝国和冷战体系的终结者，戈氏内外政策引发的剧烈震荡，最终吞噬了戈氏本人。“当一个国家关注外来的评价胜过自己人民的感受；当一个国家的政治人物总是挟洋自重，希冀来自异域的声援和支持；当政治领导人考虑个人利益甚于国家利益……这个国家也就不成其为国家了”，韩克敌如是说。

普京时代，戈普二人的关系尚属“正常”。普京治国，连选连任；戈氏退而不休，时而论政。苏联解体20周年时，普京称苏联解体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戈尔巴乔夫则奉劝普京不要再度出山，“普京已经担任两届总统和一任总理。如果我身处其位，不会再度参选总统”，戈尔巴乔夫告诫说。

尽管两人理念南辕北辙，普京对这位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仍不失礼仪，甚至德俄首脑会谈时，戈氏也应邀出席。毕竟，戈尔巴乔夫在德国被称为三位“德国统一之父”之一。统一后的德国，一直是俄罗斯欧洲政策的基石，普京期待戈尔巴乔夫发挥余热，也是俄罗斯的利益所在。

2020年底，耄耋之年的戈尔巴乔夫在新著《何去何从：呼唤和平与自由》中强烈批评北约东扩：“北约东扩的决定是西方最大的战略错误。它导致欧洲以至欧洲以外地区军事政治形势的动荡。”而书中对普京的评价也似更为接近现实：

当弗拉基米尔·普京成为总统时，俄罗斯一片混乱……在这一灾难性的场景中，我很难想象任何人会按照“民主教科书”的套路按图索骥……俄总统别无选择，只能果断行事。他的一些做法被称为威权方式，社会上有人提出批评……如果威权的目的是为了建造一个强大的现代民主，那么我就支持他，即便我不同意他的一些具体做法和决定。

戈尔巴乔夫90寿辰时，普京也发了贺电。短短电文中，戈氏被评价为“当代出类拔萃之辈和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更为关键的是下一句，“对国家和全球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毋庸置疑，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世界。至于是变好变坏，是祸是福，见仁见智，普京仅仅是在描述一个人与一个帝国“人是而物非”的事实。

戈氏应是苏联最长寿的领导人（第二长寿者是87岁的马林科夫，但他身居高位仅一个月便让位于他人），也许也是俄罗斯帝国史上最长寿的执政者。一个夭折的帝国，一位长寿的掘墓人，二者之反差，足以令人思绪万千。

笔者曾数次前往莫斯科新圣女公墓，那里安葬着俄罗斯著名的作家、剧作家、诗人、演员、政治领导人和科学家等。这是一座特殊的无声纪念馆，它记录了俄罗斯的辉煌和苦难，光荣与梦想，其中很多墓志铭都在述说我们所熟悉的故事。不经意来到戈尔巴乔夫夫妇的墓地，戈氏夫人赖莎·戈尔巴乔娃已长眠于此，右边是为戈尔巴乔夫预留的空地。戈氏尚未盖棺，历史已有定论，即普京所说“对国家和全球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必然与偶然之间

对于30年前的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体制、决策和社会等宏观层面，苏联的衰败和解体非一日之寒，尤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体制僵化，经济低迷，军费沉重，两线作战，扩张过度，脱离群众……都程度不同地侵蚀着苏联的庞大机体。后续的改革失误，外部干预，更加速了这一过程。对此，多数学者对深入探究其中的原因乐此不疲，也无可厚非。毕竟，庞大的苏联体制，即便是在正常情况下，也会积累种种痼疾，在飞速变化的外部世界的诱惑和挑战中，显得步履蹒跚，举措失当，也在意料之中。

然而，世界上体制僵化、经济不振的国家比比皆是，古今中外，尤其是帝国的消亡，无不经历了漫长的衰败过程，而且往往是在连年对外征战和长期内部腐败之后。而作为一个现代的超级强国，苏联解体过程异常迅速。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三天后便作鸟兽散，苏联庞大的党政军系统无所作为，快步进入自由落体的不归路。对此，深受苏联文化熏陶的作家王蒙感叹道：“苏联说没有就没有了，苏共说解散就解散了，卢布说贬值就土崩瓦解……”

对于苏联体制的快速崩塌，近期学界的一些研究值得关注。其中复旦大学俄罗斯问题学者赵华胜教授提出的“浅层原因”，令人耳目一新。这篇2021年4月26日发表在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网站的“苏联解体的浅层原因”一文，不同于一般的学究式考证，而是力图从“哲学角度”，将苏联解体的瞬间过程，置于历史和常识的坐标之中加以考量，开辟了一个观察历史事件和决策人物的不同视角：

苏联的制度模式有诸多弊端，但这些弊端与苏联解体没有直接关系。要说有，也只是间接关系。这些弊端使苏联不得不改革，苏联却在改革中丧失了存在。不过，葬送苏联的不是苏联制度模式，也不是改革，而是改革中的错误。改革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方向正确不意味着政策的和策略的正确，也不意味着改革一定成功。反过来说，改革失败说明一定存在严重问题，但不一定表明改革是错误的。

苏联的民族问题常常被用来解释导致联盟迅速瓦解的原因。赵华胜也认为苏联的民族问题复杂，处理有相当难度。更何况15个加盟共和国中14个是少数民族，其中6个信奉伊斯兰教，少数民族占全国总人口近50%。但苏联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非一无是处，而且还有比较成功的一面：

苏联最大的成功在于它使“苏联”和“苏联人”成为共同的身份认同（波罗的海三国除外）。俄语作为通用语言得到普及，世俗化深入社会，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可以共容，不同族裔的人可以在一起正常工作和生活，对民族身份和相互差别的感觉不是那么强烈，不同民族间通婚也习以为常。诚然，苏联的民族关系并不完美，但民族关系总体上是好的，认为民族关系不好导致苏联解体是过于主观的联系。

有鉴于此，改革的主要起因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是民族问题。事实上，在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中，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对保留联盟的支持度达95%，它们对苏联解体“最初感到的不是喜悦，而是茫然甚至是失落”。

根据一般的逻辑关系，赵华胜也不认同经济困难和军备竞赛是苏联体制快速崩塌的直接原因。“从一般的道理来说，经济状况与国家分裂没有必然联系……经济衰败确实使苏联国内政治矛盾加剧，社会不满高涨，但它导致的结果是政治斗争激化和社会混乱无序，而不是苏联解体。独立主要不是经济诉求，而是政治诉求，经济问题常常是独立的垫脚石，不管国家经济状况怎么样，都可以成为要求独立的理由……最终是中央政权瘫痪致使民族独立如脱缰野马，国家对局势失去控制能力，使联盟分崩离析。”

在这个意义上，赵华胜认为苏联解体是偶然不是必然。“联盟中央有许多拯救联盟的机会，即使是在联盟存在的最后半年，机会依然存在，但联盟中央的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使它不能做出决断，失去了最后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