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华胜还特别指出，在苏联处于国家命运多种选择之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将苏联推向解体不归路的居然是作为苏联主体的俄罗斯：

俄罗斯是苏联的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就是苏联，苏联解体后也是由俄罗斯作为它的继承国。但作为主体民族，俄罗斯自我放逐，要求从联盟独立，它不是把那些想离开苏联的共和国拉回来，而是鼓励它们跑得更远，并视它们为经济负担，将它们弃之如敝屣。主体民族要独立，这在世界历史上也少见，不能不说是苏联解体的一大奇观，也是苏联解体不同于一般国家分裂的重要特点。

对于戈尔巴乔夫，赵华胜指出：“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并没有摧毁苏联的意图，也没有抛弃苏联的理论，在维护苏联的统一上，他的问题不在于‘背叛’，而在于失控。”

所谓政治背叛主要是中国部分学者的一种看法，认为苏联的解体是因为苏共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社会主义制度，背叛了共产党的领导。这种说法是对苏联解体的一种过于意识形态化的解读。苏联解体与它的意识形态体系没有直接关系，与它的国家制度没有直接关系，甚至与谁是执政党也没有直接关系。

赵华胜上述推论，虽然是针对苏联改革的各种流行叙事方式的“哲学”反思，也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在政治精英和国家机器与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市场和族群）之间的互动层面。

在战后的西方社会科学和政治学中，有两个“基本盘”，即自由主义的类型论和现实主义的能力论。前者注重政体类型，即西式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类型国家属于现代型；后者关注国家治理能力，不在乎国家政体类别。二者之间，自由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尽管新自由主义对西方本身侵蚀极大，但随着冷战式微，西方还是将新自由主义模式以所谓“华盛顿共识”推向世界，对中俄在内的转型体制都产生巨大影响。

对于一直以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为主线的苏联体制，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震荡疗法，与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所实行的经济私有化一步到位的经济震荡疗法一样，其结果是只有致死的震荡而无任何疗效。戈氏改革以弱化、回避以至消除现存的政治秩序为前提，至少是忽略了西方政治学中现实主义大师亨廷顿的治理能力论：“人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

苏维埃最后一任主席叶利钦葬礼现场（1931年2月1日―2007年4月23日） 视频截图

亨廷顿在秩序与自由之间的选择，其实是个伪命题。在西方对中俄转型研究中有一些几乎一成不变观念，如，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只有政治改革而无经济改革；中国是渐变，苏联是突变，等等。这些看法不能说全错，但仅仅着眼于中苏改革的表象。

在实际操作中，秩序和自由不是一个二择一的问题，而是如何把握二者之间的“度”与“速”的互动和平衡。对中俄这样的超大型的国体，如何在改革与秩序之间实现同步和均衡，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门艺术。这里，笔者借用赵华胜的“哲学”探讨的路子，以比较的方式，进一步审视戈氏改革。

首先是体制问题。虽然中国和苏联都实行过一定程度上相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但两国的国情和历史非常不同，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工业与农业等方方面面都不尽相同。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一直实行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垂直系统。苏联体制下的企业厂长制，军队中的一长制（政治委员服从军事首长），农村的集体农庄制度，都体现了苏式自上而下的“管控”观念和机制。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苏联精英，对如何改动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完全没有任何实际经验，几乎是跟着感觉走。

而中国的政治精英则一直在探索和优化执政党、国家机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机制和不同的排列组合。这其中包括学习苏联模式，但又力图使之适应中国国情（如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国精英对各种体制的探索和尝试，有经验也有教训，但从未停止过，包括在改革开放前十年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启的历史性改革，就是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姿态，摸索、试验和优化适合中国国情的治理机制。“治理”概念在中国，不仅仅是一般所说的国家治理能力(governing ability)，或亨廷顿的静态型秩序(order)，它包括“理顺”各种复杂的关系（上下、左右、工农、军民、贫富、轻重工业等），目的是“优化”不同的治理方式。

相对于中国的“动态”治理机制，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官僚体制非常稳定，具有一般官僚体制的惯性和惰性；很难说是高效，但绝非是一个失败的体制。正因为如此，要说服一个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强国的官僚阶层对现存体制进行深度整改，难度非常之大。官僚体制对戈氏改革的抵制，迫使这位年轻的苏共总书记只能在体制外营造变革的气氛和声势，如所谓“透明化”(гласность)。而戈氏发起的“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苏联党政机制的改革，却使上下级、各部门之间相互掣肘，各自为政，最终酿成中央计划体制的瘫痪，直接导致了1990年苏联全面的食品短缺。对此，《华盛顿邮报》当时指出，苏联的粮食危机与其说是戈尔巴乔夫政府没钱从国外购粮，不如说是苏联管理体制的混乱所致。在民族政策方面，戈氏为了反对党内强硬派，采取以下逼上的手法，不仅给地方放权，甚至对民族分裂势力网开一面。1990年开放党禁后，戈氏甚至允许民族分裂政党、宗教政党合法注册。在这个意义上，戈氏的“重建”，其实是一个弱化以至破坏现存体制的过程。破旧而未立新，苏联体制气数已尽。

相比之下，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基本上是一个重建各级国家机制的渐进过程。此前十余年里，中国实行的是一个高度分散的机制，其结果是在改革开放之际，中国并没有一个类似苏联那样盘根错节的官僚体制。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精英对中国自身的经验教训、苏联体制和各种不同的选项，采取开放姿态，渐进改革，灵活务实，避免了长期的、全面的、战略性的重大政策失误；中国政体“立新”的速度和质量，远超改造、破除旧机制的进程。这也许是中苏两大转型社会的最大不同。

2004年，在参加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葬礼后，戈尔巴乔夫对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苏联没有一个邓小平”。戈尔巴乔夫此刻的心情肯定非常复杂。17年后，赵华胜的哲学观点更为尖锐：

苏联领导人治国无方，在操作层面犯有一系列致命错误，这是中央权力衰落的又一关键因素……联盟中央有许多拯救联盟的机会，即使是在联盟存在的最后半年，机会依然存在，但联盟中央的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使它不能做出决断，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戈尔巴乔夫在偶然与必然之间的选择，或无力做出任何有意义的选择，也许就是苏联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