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3月28日发表的《中国经济的上中下三策，要避免滑入下策的不利局面》一文中【9】，笔者曾论述过，全社会投资过剩的时候，最有效的投资方式其实是减少投资，而将原本准备用作投资的收入拿去消费掉。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将收入从做投资的企业部门转移到消费者部门那里去。但在我国，因为企业向消费者部门的分红渠道不畅，企业向消费者的收入转移因而受阻，所以企业部门的收入会刚性留存在企业部门，不会因为投资回报率的降低而自动流向消费者转变成消费。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企业部门是一个对储蓄回报率不敏感的储蓄者——因为企业部门在很少向消费者分红的情况下，其收入除了变成储蓄和投资，也没有什么别的出路。这是我国储蓄过剩、投资过剩，乃至供给过剩的主要成因。

于是，我国国内投资的回报率虽然确实不高，但不投资，收入也不会自动流向消费者转变成消费，而只能变成经济中沉淀的购买力（变成过度储蓄），加重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换句话说，在需求不足的宏观环境中，如果有人认为做低回报投资是对国民收入的浪费，因而不可持续，那么他还必须要知道，此时不这么做（做低回报投资）也并不会带来国民收入的更有效利用，反而会让收入被沉淀下来而产生更大浪费，让经济最终落入需求不足带来的衰退和危机之中，让经济运行更加不可持续。所以在我国当前因收入分配结构而产生的需求不足之经济格局下，高投资非但可以持续，而且还是经济保持平稳的必要条件。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第10章曾经提出过在雇人在地上“挖坑”来创造需求，刺激经济的建议。在地上“挖坑”当然谈不上什么回报率，但却是经济处在需求不足状况下有效的政策应对。不懂宏观经济运行的人可能会从自身的微观经验出发，对凯恩斯的“挖坑”理论嗤之以鼻。但拥有宏观思维的人，却能看出“挖坑”理论中反（微观）直觉的智慧。运用这种智慧，便能发现我国当前高投资的合理性和持续性。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刺激政策的副作用问题。事物总是二分的，有利必有弊。尤其在当前我国经济各方面矛盾相互纠缠的复杂局面中，没有任何宏观政策能做到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刺激政策当然也会带来种种副作用。但重要的是把正面和负面效果结合起来看，综合评估刺激政策之利弊。而在实践中，刺激政策的副作用还可以通过优化政策操作来加以控制。在经济处在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状况的时候，刺激政策利大于弊。因为一些副作用就否定刺激政策，无异于因噎废食。

5. 刺激政策与结构改革不矛盾

不少人还认为刺激政策会延缓甚至阻碍经济结构改革，所以反对刺激政策。近些年来，我国刺激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在基建投资和地产投资两个传统经济增长引擎上。有人担心，将资源投放在这二者之上，既可能固化我国投资拉动的传统增长模式，还可能挤占经济转型所需之资源，从而阻碍我国经济结构的改革。但这种担心缺乏根据。

将刺激政策与结构改革对立起来的看法似是而非，搞反了因果关系：刺激政策是经济结构问题的结果而非原因——正是因为经济存在结构不合理之处，所以需要利用刺激政策来稳定经济；而不是反过来，因为在用刺激政策，所以经济结构不合理。

在谈我国经济结构时，有需求面和供给面两个所指。在需求面，我国的结构问题主要是消费不足导致的内需不足。而在供给面，我国的结构问题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还不够优化，且在部分行业存在关键供给瓶颈。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需求收缩，增长减速之压力，主要产生于我国需求面的结构问题。而需求面的结构问题，是刺激政策可以对冲的领域。

民众观看建筑工地新华社

在《中国经济的上中下三策，要避免滑入下策的不利局面》一文中，笔者已经详细分析过，我国因为居民总收入占经济比重较低，所以长期存在消费不足、内需不足的经济结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上策”是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占经济的比重，从而疏通我国经济内循环的堵点，从根本上化解内需不足的问题。

在收入分配结构的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我国的“中策”是用刺激政策来刺激内需。刺激政策落脚点只能落在组成内需的消费和投资中。在投资中，又只能在基建投资、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这三大组成部分中选择。从政策效果来看，基建投资和地产投资是刺激政策着力点的最好选择。这是因为刺激制造业投资会直接带来产能扩张，加大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压力；另一方面，消费受限于居民消费，很难在短期内被刺激起来。

面对我国需求面的结构问题，调节收入分配的“上策”与刺激投资的“中策”并不矛盾。正是因为“上策”推进不足，所以才需用“中策”来稳定需求和经济增长。而且，在当下内需不足的经济环境中，刺激政策并不会“挤占”经济转型所需资源，而反而会“带动”民间支出——没有刺激政策，经济中会有更多资源会被闲置和浪费。不取“上策”和“中策”，只是期望经济需求面结构的不合理之处因为增长放缓而自动消失，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

而面对我国供给面的结构问题，刺激政策虽不能代替结构改革，却可以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从而对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持。产业结构的发展主要靠企业自发的投资和研发。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企业会因为缺乏稳定信心和良好预期而减少投资，削减研发开支。很难想象，当企业大面积挣扎在破产边缘的时候，经济的产业结构能够快速转型升级。

因此，在经济因需求不足而增长乏力的时候，通过刺激政策稳住经济增长，可以提升各个经济主体的收入和信心，有利于供给结构改革的推进。那些认为经济减速和危机可以倒逼供给结构改革的想法，更可能带来各行业的萧条，反而延缓甚至阻碍我国供给面的转型升级。

所以说，刺激政策与结构改革并不矛盾。而且在实践中，可以将刺激政策和结构改革结合起来。比如，政府刺激政策在发力时，可以把着力点更多放在消费上，一方面增加消费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化解约束消费的供给堵点。又比如，在刺激基建投资时，可以更多向约束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基建”瓶颈处用力。还比如，在刺激地产投资时，可以通过更富价格弹性的土地供给制度，让土地和房屋的供给与人员流动方向更好匹配起来，既发挥地产投资稳增长的作用，也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在住房上的获得感。认为刺激政策会阻碍结构改革，甚至认为不刺激就自动能实现结构改革的想法，对经济是有害的。

6. 刺激经济不是“饮鸩止渴”

在全面阐述了刺激政策的是非评价逻辑之后，现在我们再来反驳当前有关刺激政策的一个流行误解，即将刺激政策比作“毒酒”，说刺激经济是“饮鸩止渴”。这种误解背后的潜台词是，刺激政策就算短期能有效果，也必然会在长期带来严重后果。本文第4节对刺激政策持续性的讨论其实已经揭示了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这里，我们准备从历史的角度对这种误解再进行一番剖析和反驳。

对刺激政策的反对在经济学发展历史中早已有之。哈耶克（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35年出版的《价格与生产（第二版）》一书第3讲“信贷周期中价格机制的作用”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如果通过增加货币供给的方法来]人为创造需求，那就一定意味着一部分可用资源被引导至错误的方向，并使一种必然会到来的持续的调整再一次受到阻滞。即使闲置资源因刺激而被加速吸收，也会为新的纷扰和新的危机播下种子。因此，如果要持久地‘动员’一切可用的资源，唯一的办法不是采取人为的刺激——无论在危机时期还是在危机之后都一样——而是让时间去完成一个持久的治疗……我们或许可以用及时扩张的办法来避免一次经济危机，不过危机一旦发生，在它未自行消失之前，我们是无法摆脱它的。”【10】

哈耶克相信，刺激政策或许可以在短期内避免经济危机，但也会阻碍市场的调整机制发挥作用，从而为新的危机埋下种子。因此，政府对经济危机的正确应对是什么也别做，等待市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自行矫正和治疗后恢复正常。

毫无疑问，哈耶克就是凯恩斯眼中的“乌托邦”类的人物，相信市场会自发回到有效状态，而任何对这一自发回复过程的干扰（比如采取刺激政策）都只会延缓经济的修复，甚至还会为新的危机埋下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