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高】

当前，各方对我国经济形势的评估没有太大分歧，普遍认为我国有需求收缩、增长下行之明显压力，风险不低。但在我国是否需要通过刺激政策来托底经济增长这个问题上，各方观点不一，赞成与反对的声音都有。各方在刺激政策是否有效、是否有持续性、长短期成本收益状况等多个问题上缺乏共识。刺激政策因缺乏共识而面临不小阻力，推出时更多只能像“挤牙膏”一样被经济压力所倒逼出来，因而往往滞后于形势变化，令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为了更有利于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提升政策的领先性和有效性，有必要对刺激政策的成本收益、利害得失做深入分析，把各方对政策刺激的疑惑之处讲深讲透，从而凝聚共识。本文试图利用宏观思维，深度剖析刺激政策的约束条件所在，探讨政策的效果、持续性等关键问题，以明辨刺激政策的是非。

1. 评价宏观政策要有宏观思维

评估宏观政策的利害，不能就政策论政策地一概而论，而必须要将政策放到具体的宏观环境中来进行。同样的宏观政策，在不同宏观环境中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在某种宏观环境中利大于弊的政策，在另一种宏观环境中就可能弊大于利。这是因为宏观政策在经济中施行时存在复杂的反馈传导机制，会产生一环接一环的扩散效应。不同宏观环境中，政策的反馈传导状况可能有很大不同，从而让同样的政策产生不一样的后果。脱离宏观环境来评价政策应不应当，容易犯刻舟求剑的错误。

以上道理并不复杂，但却容易被个人从其微观生活中所得的经验所遮蔽，一叶障目。每个人都生活在宏观经济中，都会从自己所处的位置出发，对经济运行有一定了解。但这些得自微观的了解，哪怕是变成了很多人共同持有的“常识”，也未必能够完全把握宏观经济的运行。用出自个人经验的微观思维来理解宏观经济，评价宏观政策（不管是刺激还是紧缩政策），很容易出现偏差和误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2014年写过一篇题为《成功的商人不懂宏观经济》的文章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1】。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国家并不是公司。国民经济政策，即使是在一个小国，也需要考虑在商业生活中常常无关紧要的某些类型的反馈。例如，即使是最大的公司，也只会把一小部分的产品卖给自己的员工，然而即使是极小的国家，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也主要是卖给国内的。”

克鲁格曼这里批评了将宏观经济当成微观企业来理解的错误思想。微观经济主体（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生活在一个他所不能控制，只能被动接受的外生经济环境中。哪怕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企业，其经营活动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微观经济主体决策时，既不会，也不应考虑他的行为对经济环境的影响。所以，企业会将自己的收入看成不受自己控制，而被企业所处经济环境所决定的外生变量。企业决策时因而需要量入为出，以收入确定其支出。企业是这样，体量远小于企业的个人就更是如此了。

很多人在谈宏观政策时，喜欢讲政策空间，认为政策要留有余地，不能把“弹药”用尽。这种讲法反映的就是把宏观经济当企业来看的微观思维。其潜台词是，政策的“弹药”是给定的，只有这么多，用一点就少一点，所以得省着用；要是把“弹药”用尽，政策就难以为继，甚至还会搞出问题。这种说法虽然听上去符合普通人的常识，却是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误解。

正如克鲁格曼所说，“即使是极小的国家，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也主要是卖给国内的。”这意味着对一个宏观经济体而言，其支出大致就是其收入，支出影响着收入，支出与收入之间存在反馈效应。因此，讨论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时，需要知道这个国家所身处的宏观环境，很大程度上被这个国家自己所决定，是这个国家宏观政策可以调控的内生变量。

政府作为宏观政策的决策者，必须要知道，自己的支出关系着民间的收入。政府开支的变化，会影响民间经济的活跃程度，并反过来引发政府收入的变化——对政府而言，其收入是“内生的”，受政府自身的影响；这与微观企业和个人将收入当成“外生给定”（不受企业和个人影响）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反差。

所以，在微观经济主体那里很有道理的“量入为出”的逻辑，搬到宏观政策上就可能出问题。当宏观经济陷入需求不足的低迷状态时，政府如果量入为出，要因为财政收入的下降而减少其财政支出，则民间的收入和支出会进一步下降，进而让财政减收压力变得更大。如此，经济收缩的压力会在支出与收入间持续传导并放大，令宏观经济更加困难。

面对宏观经济需求不足的局面，政府不能量入为出，反而要逆周期调控，要通过财政支出的扩张来增加民间收入，带动民间支出，进而打破经济收缩的恶性循环。对只懂微观经济运行的人（即使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来说，这样正确的政策应对是反直觉、甚至反常识的。这正是克鲁格曼说“成功的商人不懂宏观经济”的原因。

贵南高铁最高桥桐子园双线特大桥的桥面系施工现场。新华社

运用宏观思维来思考刺激政策，就能发现在不同的宏观环境中，同样的政策可能产生不一样的效果。还是以财政支出政策为例。

在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宏观经济环境中，经济中会有非自愿的失业。此时，财政支出的扩张（财政花更多钱来购买产品和服务）可以让失业的工人找到工作。而这些工人有了工作和收入后，其支出也会相应增加，从而让更多失业的人能找到工作、获得收入。这时，财政刺激会“带动”民间部门的收入和支出，发挥“乘数效应”，缓解经济需求不足之压力，带动经济向好。反过来，更加活跃的民间经济活动也会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从而让财政刺激政策更可持续。

但在需求过剩、供给不足的宏观环境中，财政刺激政策会有不同后果。此时，经济中应已经达到了充分就业，工人们工作量都已经饱满。此时，如果财政支出进一步扩张，工人们为了满足财政的购买需求，就只能放下自己手中本来计划要做的工作，转而为财政增加的产品和服务之需求工作。这时，民间的工作总量和收入总量并不会因为财政刺激而明显增加，而只是工作内容发生了变化——由之前对应民间需求的工作，变成现在对应财政刺激政策的工作。此时，财政刺激会“挤出”（crowd out）而非“带动”民间需求，并不会让总需求扩张多少，因而也不会让经济活动变得更加活跃。相应地，政府所得的财政收入也难以明显增加。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刺激并不能让经济变得更好，反而会让政府背上更大的债务负担，弊大于利。【2】

显然，在需求不足和需求过剩两种宏观环境中，财政刺激政策在前一种情况中可取，在后一种情况中不可取。这个例子说明，脱离具体的宏观经济环境，泛泛地说刺激政策是好是坏、应当还是不应当，没什么意义。

当然，一概而论地反对刺激政策的人应该还是少数。不需要借助宏观思维也能看出，在经济低迷的时候，刺激政策至少在短期会有积极效果。更多人担心的是刺激政策的持续性。有不少人认为，刺激政策虽然短期有正面效应，却会在长期让经济付出更大代价。换言之，不少人担心刺激政策从长期来看得不偿失、弊大于利。许多人对会带来债务增长的政策（如扩大财政赤字，加大信贷投放）持反对意见，就主要缘于这种忧虑。对刺激政策持续性的分析是下文的重点。这一讨论需要从对刺激政策的需求面属性谈起。

2. 刺激政策是需求面政策

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宏观经济运行也不例外。因此，宏观经济增长的约束既可能在供给面，也可能在需求面。相应地，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既可以作用于经济的供给面（从而叫做供给面政策），也可以作用于需求面（需求面政策）。在供给与需求两方面中，通常只有需求能快速被政策刺激起来，所以当大家谈到刺激政策时，一般说的都是需求面政策。

一个经济体的供给能力主要建立在投入要素（劳动力及资本）和技术水平之上，短期内很难快速扩大。无论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增加，还是技术水平的进步，都只能靠持续的积累来逐步实现，而没法因为宏观政策的作用就在短期内突飞猛进。所以就算经济受限于供给不足的约束，也很少会有刺激供给的说法出来。

倒不是大家不愿意刺激生产能力，而是因为生产能力确实没法在短期内被刺激出来。如果现在有人能用宏观政策快速地把卡脖子的高端芯片生产能力给刺激出来，国内应该不会有任何反对声音。所以，供给面宏观政策更多是结构性政策，有针对性地为投入要素扩张和技术进步营造良好环境，以促进他们自然发展。

而在经济处于需求不足状况时，可以用宏观政策在短期内就把需求刺激起来。要理解需求为何可以如此神奇地在短期内就因为政策而明显扩张，首先要知道宏观经济的“需求”，是有购买力支撑，在市场上表现为购买活动的“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而非仅仅是各个经济主体的支出欲望。

一个国家的总产出就是其总收入，也即其总购买力。因此，一个国家总是有足够购买其总产出的总购买力的。但是这些购买力会根据国家的收入分配结构流向不同经济主体，与不同经济主体的支出欲望相结合，最终形成这个国家的总有效需求。如果收入分配结构存在问题，支出欲望与购买力结合之后形成的有效需求完全可能低于国家的总供给能力，形成需求不足的局面。

在2023年8月29日撰写的《内需不足是个收入分配问题》一文中【3】，笔者曾论证过：我国内需不足产生于居民和企业两大部门间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之处，根子在于居民部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过低，从而导致国内购买力与支出意愿有错配——消费者部门购买力不足，企业部门支出意愿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用宏观政策来优化购买力与支出意愿的匹配，有效需求就能被快速刺激起来。

所以，“有效需求不足”是刺激政策的理论基础。1936年，宏观经济学创始人凯恩斯出版了传世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的第3章题为“有效需求原理”。其中，有这么一段话：【4】

“人们把[古典]经济学家看成是乌托邦一类的人物。这一类人离开这个世界去独自开垦属于他们自己的花园，并告诉人们：只要我们任由自然发展，那么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事物都将以最好的方式向前发展。我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想，是由于他们忽略了‘有效需求不足’可以拖累整个经济的繁荣……如果假定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果真如古典理论所描述的那样，那其实就等于我们研究所面对的困难就都不存在了。”

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教育了凯恩斯及很多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让他们认识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可能性危害和危害性，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需求管理的宏观政策框架。当今宏观经济学正奠基于凯恩斯的洞察之上。

如果经济如乐观者所设想的那样处于最优状态（市场处于有效状态），则购买力与支出意愿会有最有效的结合，从而让有效需求与供给能力匹配。此时，需求面的刺激政策既不必要，也无效果。不必要的原因是经济此时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无效果的原因则是此时有效需求受购买力的约束而无法进一步扩张——这一点在后文的分析中会逐步清晰。

但现实世界并非总是处于理想的最优状态，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时有发生。此时，需求面的刺激政策作为对市场无效的纠偏手段，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作为实体经济中的一个购买者，总是可以通过自身财政支出的扩张来创造有效需求，弥补民间支出意愿不足的问题；而货币政策则可以提升金融市场中资金融通的规模，让更多购买力流向有更高支出意愿的经济主体，从而让购买力和支出意愿更有效结合，进而推升有效需求。这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刺激需求和经济增长，令宏观经济状况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