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互联网精神”与西方殖民传统

观察者网：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东方的思路是Farming，也就是精耕细作，中国这片土地从发展农业的自然禀赋上来说不算太好，但中国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建设，把它经营得很好。而西方是一种Hunting的思路，正如您说的，非洲有那么大一片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土地，西方却觉得世界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要去新的“原宇宙”殖民。

熊节：问题在于，整个元宇宙的故事，是一个虚假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扎克伯格们给大家描绘了这么一幅图景，“我虽然很穷，但是我可以在元宇宙里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科幻小说《雪崩》、《神经浪游者》就描绘过这样的故事，但这个故事是不成立的。因为要模拟一个跟真实世界一样的VR虚拟世界，计算量所消耗的能量比会比真实世界的能量总和还要大，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信息熵的问题，所以今天大家在做数字化的时候，还会用到很多二维图像、文字等等，因为作为抽象工具，它们可以高效地辅助物理世界，所以，真实世界是摆脱不掉的。

1992年的科幻小说《雪崩》中的Metaverse，成为扎克伯格将公司改名Meta的渊源

在摆脱不了真实世界的前提下，我们会看到扎克伯格们在创造这个元宇宙之后，实际上想的也是要以真实世界的主导权控制虚拟世界的规则，反过来再以虚拟世界的盈利回馈真实世界，这样的逻辑，今天的网游玩家都不会买单。

所以这个问题中国看得很清楚，我们一直就说“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我们认同它是一块新的空间，但它是我们整个社会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仍然要站在公平、民主、共同富裕立场上治理它，而不会认为它是一块蛮荒之地，用丛林法则跑马圈地。

观察者网：这个话题很有趣，能不能请您谈一下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关系，数字世界在过去数十年发展非常快，它的秩序已经经历过很多轮的颠覆与治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熊节：这是挺有意思的问题，您说的过去数字世界秩序有很多轮的颠覆与治理，我想先了解一下，这是基于什么角度的观察？

观察者网：我觉得是过去互联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10年就会有一个迭代的发展，其中似乎有一条主线，就是大公司和一批有互联网精神的个人、团体进行博弈，每一轮都有一些对过去的产品叛逆、不满的人出来，做一套新的东西。

熊节：互联网起初是作为一种通信工具出现的，被视为电话和电报的替代，或者用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话来说，是一种增强。但这个工具是一个交流和媒介的工具，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可以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的工具，所以会产生一种“狗与狗绳”的关系，人类认为它是工具，是服务于我们的生产生活的，但是当互联网这只“狗”发展强大以后，它有自己的“意愿”，会朝某个方向自主发展，并且有带动社会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

中国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和西方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互联网精神”的传统，我认为它是一个很西方的东西。比如西方早先的《银翼杀手》《神经浪游者》等等科幻作品，实际上都是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出现的，当时西方已经在构想未来有一个跟物理世界非常隔离、非常独立、有自身规则的虚拟世界，它代表的“赛博朋克”（Cyberpunk）源于西方反战的嬉皮士传统。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年轻人的反越战运动

在上世纪60年代，这批西方年轻人参与了反战运动，其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IT行业的重要骨干和中坚力量，这是后来所谓“黑客精神”和“互联网精神”的重要来源。注意他们当时不是反苏联，他们反对的是利维坦，他们当时认为IBM这种巨头、员工都穿着统一的制服，也是一种强权的象征。

而中国本土文化中完全没有这种“反利维坦”的传统。非常有趣，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一直没有“数字世界”这种表述。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讲“网络空间”？这个表述是在200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才提到“网络空间”的表述，当时提出“能否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

网络空间如同领海、领空，是我们物理世界的正常延伸，我们要“净化”网络空间，“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与当时“净化”同时发生的事件之一，就是谷歌退出了中国市场，这是另一个话题。

那么，“净化网络空间”的提法，就能够引申到邓小平在十四大所说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谓“网络世界”并不是脱离于物质文明建设的另外一个东西，而是物理空间的一个正常的延伸。包括之前网络空间的治理主体起先是信息产业部，后来是工信部，所以很明显，“网络世界”在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90年代，钱学森多次建议将Virtual Reality翻译为“灵境”，将Cyber翻译为“大成”

观察者网：在西方，普遍观念认为“数字世界”是相对于“物理世界”的独立存在，是与传统世界对立的“新世界”，而东方的观念认为“数字世界”是物理世界的正常延伸。

这又能延伸到一个有趣的话题，您之前在观察者网专栏文章中提到，今天的很多互联网大公司已经类似政治实体。

熊节：是的，关于我们怎么去看待互联网大公司的状态，我可以简单补充几点：

第一，从“嬉皮士”传统到“资本至上”观念。西方互联网巨头的缔造者可以约略看作两代人，第一批的代表是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两人都是1955年出生的，是受到反战思想影响很深的一批年轻人。上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反越战运动，乔布斯还不是一个被主流嬉皮士接纳的青少年，但他自己认为深受影响。

而之后的一代互联网巨头以拉里·佩奇（Larry Page）、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等人为代表，他们身上很少有反战观念，而表现出很明显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年轻人的市场至上、资本至上的观念。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点。

第二，理解了这些大公司的精神源流，我们就可以理解它们目前的状态：

1）在澳大利亚要立法把Facebook作为媒体监管时，Facebook通过封锁澳大利亚的媒体和政府官方账号，逼迫澳大利亚修改立法，给予豁免待遇；

2）Facebook操纵选举已经不是新闻，就在美国大选前几个月，英国的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使用来自脸书的用户数据操纵了英国脱欧（Brexit）公投，令脱欧派意外获胜。

3）最近的例子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他尚未卸任之前，就已经被脸书和Instagram（也是脸书的下属企业）强行封杀了账号，尽管4年前脸书曾经帮助他当选美国总统。2016年，在支持特朗普竞选的“阿拉莫项目”（Project Alamo）中，来自脸书、谷歌、推特等几个主要社交网络平台的顾问在圣安东尼奥的同一间办公室并肩工作，其中脸书是最主要的数据来源和投放渠道。阿拉莫项目在数字广告上投放了大约9千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投向了脸书。

因此，包括扎克伯格在反垄断调查中接受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质询时，场面极其尴尬，虽然扎克伯格始终不正面回答议员的问题，但美国政府实际上没有对其作出任何处理。

同时我们要意识到，政治实体并不需要物理领土，汉撒同盟没有领土，梵蒂冈也没有领土，网络政治实体也是如此。Facebook的GDP如果在正常国家中排序，应该是在60多位，在厄瓜多尔和斯里兰卡之间，它是一个有相当能量的政治实体，拉里·佩奇、扎克伯格、马斯克这些年轻一代的互联网巨头已经明显表现出希望以一种新的方式成为政治主体的倾向。

2018年，扎克伯格出席美国国会反垄断听证会

观察者网：最近我在采访中得到一个有趣的观察。中国工信部作为指导单位的非营利组织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正在为打造面向物联网的、新的全球基础软件底座努力。来自这个基金会的罗未表示，他们这群人实际上不是出于“特别爱国”的动机，而恰恰是在“互联网精神”的感召下，跟随美国自80年代起不断推进IT技术进步成长起来的，但在今天，当我们自己要做这种顶层设计的时候，突然发现，美国的“互联网精神”并不纯粹，其中确实有政治考量。

如果我们今天要在“双循环”基础上，逐步探索全球化的数字治理秩序，“互联网精神”能够作为一个基础吗？

熊节：实际上“互联网精神”这个名词指代的不一定是同一个东西。举例来说，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和扎克伯格的“互联网精神”肯定不是同一个东西。这又回到我刚才讲的源流问题。

古典意义上的“黑客”，比如黑客文化、反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出生于1936年，他的青年时期正值冷战开始，他影响了UNIX系统之父肯·汤普森 （Ken Thompson）、传奇黑客凯文·米特尼克（Kevin David Mitnick）、理查德·斯托曼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在开源社区更愿意把自己的脉络称为“黑客文化”或“开源文化”，而不是“互联网精神”，他们的观念是个人主义对抗大企业和大资本，应该把软件全部开源共享出来，倡导开发、协作、平等、分享这些价值观。

但后面的乔布斯和盖茨这一代人在反战运动的时候只是觉得嬉皮士很酷，他们可能借用了一些嬉皮士的表象，但内心深处并不是嬉皮士，苹果、微软的发展与新自由主义紧密相关，这代人真正推崇的是资本、市场经济，他们推崇的IT文化实际上是身为巨头，但鼓励用户彰显“个人主义”，以此实现大企业的盈利。

那么拉里·佩奇、扎克伯格、马斯克这代人就更加赤裸裸，用户“个人主义”在他们这里都只是一个幌子，因为他们根本不鼓励用户的个人主义，他们用数据来操纵用户的“个人主义”，他们还鼓吹所谓“互联网精神”，实际上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互联网精神”所反对的东西。

我看到过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大家担心的是《1984》，实际上非常可能发生的是《美丽新世界》”，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代年轻互联网巨头，他们制造出来的互联网世界实际上是《1984》和《美丽新世界》的结合。

而我要补充的重要一点是，在整个互联网诞生、演变过程中，美国军方和政府的影响一直起着重要作用。早在Google还是一个原型的时候，拉里·佩奇就一直接受美国军方资助，整个硅谷都与美国军方资助的研究密切相关。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成为一种体制，这种来自“Deep state”的影响，通过国家和军队资助的研究项目深深渗入到整个IT行业中，这也就是您问题中提到的的所谓“顶层设计”。

Google参与美国军方机器人项目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