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有序中混沌的战略》（Strategies in Structured Chaos）。它是说企业所处的竞争和经营环境本质是在“有序”（Structure）和混沌（Chaos）之间徘徊。它既不会完全有序，亦不会完全混沌（无序），但有序和混沌之间的比重是可以随着时空而不断变化的，亦即钟摆可随时移动。在高度复杂和高速变化的经营环境里，企业的战略家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在有序和混沌两种貌似对立的力量之间不断掌握它们的相对强弱，随时随刻作出判断，并以此判断为基础，适时作出动态调整和平衡。按两位作者所说，无论是控制还是释放，集权还是授权，维持还是变革，都需要找一个适度的平衡点。极端的管理方式往往会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中埋下隐患。在瞬息万变的经营环境中，企业的发展战略其实就是要在控制与混沌之间取得平衡。

我在博斯咨询公司（Booz & Company）的前同事乔恩•卡森巴赫（Jon R. Katzenbach）是一位组织设计方面的专家。他曾指出，组织内往往存在“软”“硬”两种力量，要达到“软”“硬”之间的平衡。任何企业运作时都存在正式和非正式两种组织，分别代表组织内的“软”与“硬”两种力量。正式组织（formal organization）是大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建立的管理结构，是规则、等级制度和绩效考核等要素的理性结合。在这种组织中，大多数高级管理人员都曾接受金融、技术、运营等“硬训练”，已经学会在正式组织中自如地工作，熟练使用组织结构图、流程图或平衡计分卡等有形工具。

相对的，非正式组织（informal organization）则是公司所有人文部分的结合，包括价值观、情感、表现行为、传言、文化标准，以及潜在的人际关系等，即“软实力”，它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个企业。即便是最理性的经理人也必须承认，公司中的非正式组织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公司转型过程中。例如基层员工中意外涌现出领导者、业务单元迅速地进行自我更新和反复运算等。但是，非正式组织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如暗中的反对者、阻碍工作推进的焦虑和恐惧等。

正式组织代表着组织的显意识，而非正式组织则代表着组织的潜意识。优秀的组织领导者十分懂得如何在保持和改进正式组织的同时，积极调动非正式组织，使两者保持同步。在领导能力方面，能够在追求高业绩的同时，平衡“软”与“硬”两种力量的“跨越界限的领导”，往往对于公司最为关键。

华为的任正非先生亦看到了这一点。《中外管理杂志》2015年5月刊中一篇报道提到，华为2014年已经登上了全球电信设备商的巅峰，而华为登顶也意味着转型。企业运势犹如走钢丝的平衡，这不是按照既定的模式或套路完成的，而是在混沌、颤抖中把握节律和平衡的实际体验，是很多尝试和失败的精华。人们或许会感受到某些东西在那里指引着企业，但它难以捉摸，更无法指出它，无法描述出它。任正非把这种状况叫做“灰度”。在某一次演讲中他提到：“坚定不移的正确方向来自灰度、妥协与宽容。一个清晰方向，是在混沌中产生的，是从灰色中脱颖而出，方向是随时间与空间而变的，它常常又会变得不清晰。并不是非白即黑、非此即彼。合理地掌握合适的灰度，是使各种影响发展的要素，在一段时间和谐，这种和谐的过程叫妥协，这种和谐的结果叫灰度。”这就是“在边缘上竞争”的精髓，也是对“两种对立力量同时存在”的理解与“阴”“阳”平衡的把握。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前商学院院长罗杰·马丁（Roger L. Martin）在2019年出版的《整合思维》【16】 (The Opposable Mind) 一书中亦提出，杰出的领导者应该“有倾向和能力在脑海中共存两种或多种完全不同的想法”，并且“不会简单的选择其中一个选项，而是冷静思考，综合相反的想法后得出更好的结论”。

马丁在书中强调了对于整合思维的领导者来说想象力的重要性，他们必须意识到，现有模式可能有完备的信息，但并不完美。整合思维的领导者在进行决策时会寻找多种假设，容忍并鼓励针锋相对的观点。在遇到对立的想法时，他们不会选择其中一个想法，而是通过融合并超越现有想法，形成更具创造力的新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中国领导人在国家发展时一直践行的发展模式之一。

从西方再回到中国。

中国的大规模组织能力源自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即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士大夫”阶层所指的是官场有职位的人，亦指一些有声望的知识分子。这种济世安民的思想从个人逐渐引伸至小集体以及大集体，代表中国士大夫们不单考虑个人和家庭，亦会考虑国家以及“天下”。这是一种立体的思维，同时包容了个人与集体。

当然，儒家思想亦受到不少历史学家诟病。他们认为儒家思想令中国没法发展现代科学和科技，在18/19世纪中落后于欧洲。在“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中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讨论，相对西方，中国（和印度）落后了。不过，透过这段历史的冲击，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凭着原有的“士大夫精神”，不断探索如何革新中国。他们最多参考的信息便是西方的思想和历史，特别是在宗教改革、启蒙时代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事迹。

纵然儒家有它的核心理念，但它却没有“排他性”，它可以包容其他思想。可以说，“士大夫精神”不是代表过时的思想，它有它的传统的一面，但同时亦有它现代的另一面。

今天，我们依然在许多中国人的身上看到了“士大夫精神”，不过是以一种“新士大夫”的形式出现的。他们中不只是政府官员，还有不少企业家。2012年出版，陈海先生所著的《九二派 : “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与理想》一书，回顾了一批被称为“九二派”的企业家的成长，回溯他们在1992年前后的生活情境。

图7：《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与理想”》封面（来源：中信出版社）

1992年是特殊的一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入党的纲领，加速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创造出一个令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亦造就了一批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抱负的企业家下海拼搏，而当中有不少企业家今日已经为人所熟悉，他们被统称为“九二派”。

中国的传统教育秉承“精英治国”和“学而优则仕”。但自1992年，大批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逐渐脱离体制，希望从市场中寻找新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