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

就如上述的合肥经验所指出的，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财务支援往往是主要因素。而这些财务支持普遍的形式是透过地方政府成立的产业引导基金来完成的。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是由政府出资，吸引有关机构和社会资本，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前提下扶持特定产业、阶段、区域的具有产业引导性的风险投资机构。这种基金的设立主要是为了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效应，以小部分资金撬动大量社会资本，有效地解决融资难等问题，增强创业投资资本供给，鼓励种子期、起步期的企业，尤其是高新科技产业初创企业的发展。截至2022年底，中国各级政府共成立1531只政府引导基金【11】，自身规模累计达到2.74万亿元人民币。

这些地方政府基金能够很好地扶持本地产业。例如，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由上海科创投受托管理，重点引导资金投向上海市战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产业、生物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代表投资项目包括了中卫半导体、微创心脉医疗技术、奇步天下科技有限公司等上市企业。再比如，广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设立的规模500亿元的前沿科技产业基金，其主要以半导体及集成电路的前沿科技产业为核心，发展具有战略性、引领性、前瞻性的大中型项目，投资了如泰瑞生物、暗物智能、广汽埃安、广电运通等企业。

除此之外，深圳市天使母基金作为全国最大的天使投资类政府引导基金，也通过专注投资培育战略性产业，如半导体产业、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培养出以安路科技、宁德时代、迈瑞医疗为代表的众多上市企业，总数达到200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基金，从医美巨头华熙生物，到芯片设计领先公司纳芯微，再到国产CAD软件头部提供商浩辰软件这些业内颇具影响的上市公司背后，都出现了苏州基金的身影。其他城市亦有类似的例子。

3)不成功的案例

就像所有尝试一样，中国在不断的尝试中免不了有些案例是不成功的。以下，我挑选了三个不成功的案例作为参考。

无锡尚德（下称尚德）曾是中国大型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2000年，无锡市市政府与海归创始人达成合作，并调集市属企业600万元建立尚德电力公司【12】。得益于领先的技术，完整的产业链和不断完善的政府平台建设，尚德于2005年成功在纽交所上市。但这家光伏产业里的巨头，却于八年后宣布破产重组。

按照中共江苏省无锡市委党校的论文《从无锡尚德破产重整案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所述，尚德的失败，一部分是因为它内部管理原因导致投入与产出不匹配，同时也因为政府不断提供的巨额资金和宽松信贷政策，让尚德可以扩大它的产业链，加剧了企业流动性风险，最后引致到破产。从尚德的案例中，我们得以反思：政府在资金上的引导与扶持，有时非但无法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反而会使企业忽略客观事实，做出错误的风险判断与决策。

另一个例子是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赛维）。作为当年入选亚洲百强企业的光伏巨头，赛维于2006年在美国纽交所单一上市，创下了当年中国企业最大规模的IPO记录【13】。然而，曾经向着世界第一进军的企业，却在金融危机后迅速走向衰败。根据当年政策规定，光伏企业的最高负债率不得超过40%。赛维当年102.7%的负债率，已经严重违反了市场规则，就连江西省新余市市政府提供的30亿元救助资金和当地国资对于其股本的兜底都已无法完全拖住赛维的下沉。

2017年武汉市投资的武汉宏芯更是戏剧性。刚成立不久后，宏芯花重金请来在芯片行业富有经营的管理人，购入荷兰ASML公司的光刻机，投资额高达1280亿人民币，被列入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然而如此集钱财、人才、器材为一体，万众瞩目的芯片公司，仅仅在两年后便抵押掉了光刻机。而令人惊奇的是，抵押状态上赫然写着“全新尚未使用”。按腾讯科技的报道透露【14】，后经调查发现，几位公司董事通过设立空壳公司北京光量蓝图，拉上武汉市政府成立重点项目公司武汉宏芯，然后通过总包商“武汉火炬建设”，将债务和风险转移给贷款银行、分包商、供应商。而各位涉事人在利用政府对芯片行业的重视牟取巨额利润之后，便全身而退了。

从以上三个案例可以看出，任何体制都存在不完美。中国改革开放后所经历的有成功，亦有不成功，但总的来说，中国取得的进步是比较多和显著的。而且因为它内在的“试验、学习、调整”的规律，它亦形成了一种自己修复的能力。

2.以史为鉴，展望未来

今天的中国人基于底层的大规模组织能力，透过不断的“试验、学习、调整”，将中国发展模式不断进行优化。到今天已经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等重要理念。这种发展模式驱动着，仍将继续驱动中国的发展，亦主宰着中国在世界上扮演越来越主要的角色。

这些理念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

1)发展模式的文化渊源

中国的文化和文明源远流长。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到从印度传入和融入中国主流思想的佛学。尽管儒家和法家的传承主导着中国主流思想，其他思想，特别是道家和佛家，亦同时在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还有一些思想，如纵横家，阴阳家，兵家，墨家和名家等，依然同时存在于中国人的思想中。今天许多中国人常用的成语都来自于这些思想。

尽管自两汉之后，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而儒家思想的确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多样和包容的。因此，近代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会被中国人所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像所有的外来思想一样，它亦在某种程度上被中国化。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亦能接纳市场经济的主要原则，在经过不断的试验，学习，调整之后，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Chinese modernization）的发展路径，而现代化是现代性（modernity）的具体表现。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以史为鉴，展望未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例如，中国领导人于1990年初期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对许多人来说，这好像一个矛盾的概念，但正如波士顿咨询公司中国业务创始人郑力行先生所言，中国领导人明白，这个貌似对立的理念，其实是一致的。而以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来说，这个貌似矛盾的尝试却被证明是可行的。

我将中国这种“行走在两种对立脉搏之间”视为包容的表现。这种表现映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阴阳家和从印度传来的佛家的中心思想：世间事物均是由“阴”与“阳”所组成，两者貌似对立，实则相互影响。而这种行走在两种对立面之间的逻辑，能够能中国人在任何一个方向都不会走得太远。正是因为建立在不断试验、学习和调整的方法论上，中国人做事的方式更能避免走上极端。

事实上，对于“两种对立力量同时存在”的理解，并不只是中国（和印度）认识到，在西方亦有存在，起码在企业战略，组织和领导力方面存在。

比如，于1998年出版，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凯思琳•艾森哈特（Kathleen Eisenhardt）和她的博士生肖娜•布朗（Shona Brown）一同撰写的《在边缘上竞争》（Competing on the Edge）一书。它与之前所有的（静态）战略理论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将战略的前提条件（经营环境）充分看作是一种不断变化的事物，而作为反应手段的企业战略亦应不断整体地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平衡。

图6：《在边缘上竞争》的核心思想（来源：哈佛商学院出版社、网络和高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