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中国腐朽的“精英”与权贵阶层用两千多年前的“大儒”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来愚弄底层百姓，要他们识相认命，不要去徒劳地改变这个世界的现存秩序。当年的共产党则告诉劳工们，“工”与“人”叠在一起就是“天”，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冲破牢笼。一时间悲壮的国际歌声响彻中国大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随着国家的富强，当辩证唯物主义激发的改天换地的豪迈渐渐淹没在了灯红酒绿的惬意之中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从冬眠中苏醒。荒谬无稽的迷信仅仅是其低俗的表现形态，其所拥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不断在各个领域内生根开花。

• 主观意愿成为了行动的准则。没有什么事情是用权力做不到的，如果有就搬更大的权力；没有什么事情是用金钱做不到的，如果有就砸更多的金钱。如果权力拥有了金钱，金钱攫取了权力，那就更加所向无敌，你就成为了世俗界的上帝。这似乎成为了很多“精英”内心的信念。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被当成了可以任由权力与金钱扭曲、蹂躏与驱使的奴仆。掌握了权力与金钱便可以巧舌如簧地蛊惑人心、肆意妄为地践踏规律。这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进一步助长了庸俗哲学追求的私欲的恶性膨胀。

2019年在上海参加一个人工智能发展的研讨会中午吃饭时，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聊天时告诉我，他曾经前往参加了上海附近一个巨型企业的老大在其自己的地盘上组织的内部小型社交活动，有幸亲眼目睹其本尊。他感慨道：“参加活动的年轻女性，每人领到几十万的‘红包’。看那个场面，他就是一个皇帝。”他心中期望的领地，似乎远不是他自己的那个商业帝国。

• 主观想象成为了“认识”这个世界的手段。实践出真知被主观臆断所取代，用个人臆想将有限的事实编织成天花乱坠的故事的做法成为了一种标准的行为模式。人生“成功”的标志就是只管指手画脚出“思想”而无需亲自动手去劳作；还要亲自动手实践劳作的人，都是初级菜鸟与无能小白——“牛人只动口，土人才动手”。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极端奇葩的“牛人只动口”的事情。那是在2010年左右，我乘飞机出差。上飞机后发现前一排有四五个人彼此是同事，其中一个人被同行者称为“X总”簇拥而来坐在了我的正前面，颇有点不凡气派。他看上去不到60岁，看其被下属前呼后拥的架势应该是一个不小规模的企业的老总之一。飞机在飞行中提供了午餐。坐过飞机的朋友都知道，飞机上的午餐有一个小面包，带有薄薄的塑料包装袋。服务员把午餐放到该老总面前的小桌上之后，他把带包装的小面包举了起来，要女服务员帮他撕开包装。当时我真有点好奇下面是否会有他的下属来喂他吃饭。

• 形而上学大行其道。唯物辩证法确实不易掌握，因为它不是基于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去看待事物，早就曾被有的人讥讽为“诡辩法”。它需要在真实的环境中，在全面理清影响事物发展的多重因果联系的基础上，分清内部与外部及正面与负面，洞察显性与隐性，判别主要与次要，把握直接与间接及近期与长远，还要放眼发展变化，认识多重因果关系之间的互相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客观事物的变化，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真实的现实与恼人的辩证法

片面、静止、绝对、僵化的形而上学则因简洁便易可以无师自通。尤其在以抛开客观规律的自我需求为导向时，就更加需要形而上学的助力。因为唯物辩证法只与客观规律相匹配，不以主观自我满足为目标。

在网络快餐文化的推动下，在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的风潮中，形而上学获得了空前的用武之地。只要跟上潮流，哪怕你只是一知半解甚至牵强附会，都会有人为你喝彩；把有条件的方法，夸张为万能的解药，一如“细节决定成败”；将局部的特征，演绎成整体的性质，一如将毛泽东“解读”成了只有强硬、从不退让的硬汉；将一时的现象宣称为永恒的存在，一如认定企业巨头碾压一切霸业永续；用琐碎细节的堆砌，掩盖实质内容的空洞，一如眉毛胡子一把抓地套用各种方法论“模板”；用个别的成绩，粉饰总体的失误，所谓“一俊遮百丑”；这类做法极有助于产生雷人的效果，吸引足够的眼球，证明自己的正确，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

在辩证这一点上，中华文明与马列主义是相通的。“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如果我们不顾整体，如果我们不计长远，如果我们不求本质，形而上学无疑是一把最为合手而锋利的“宝刀”。

四、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1974年4月，邓小平副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他代表新中国在会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 ”的理论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原则。其结束前的一段声明，在主流意识形态模糊、国家日渐强盛的今天，读起来颇为发人深省：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这段话充分表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奠基者对人间道义的坚守，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尊重，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气概。

世界按照它自有的规律前行，社会意识形态的演变亦是如此。

20世纪前后的中国，多种思潮多种主义都兴起涌入中国。仁人志士们都在寻找救国救民之路。马列主义的胜出，正是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作用的必然结果。

“当时的局面，中国的传统理论已经被彻底打碎了，没有人信了。所以唯一的出路要从西方找理论。在西方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上和中国的传统文明是相通的。其它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等那些主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都不像，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价值体系上，和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传承是一致的，它也是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不变的根本追求。

我觉得这是毛泽东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价值上的原因。

第二个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它包含了具有真理性的哲学体系，以及对资本主义的透彻分析等等。这些理论不能说句句话都是真理，但是它所包含的真理性，是远远超过西方的其它理论的。即使到了今天，这个结论我认为也依然成立。超越伟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伟人也有自身的局限。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与其真理性，是有内在的必然联系的。所以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见“从苏联/俄罗斯看中国”，微信公众号“慧影Cydow”，2017年8月17日）

不是伟人创造了历史，而是历史成就了伟人。伟人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以自己的勇气、智慧与牺牲，因势利导唤起民众，推动了历史的车轮。

今天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历史的大潮中，个人的选择则是对个体人性的一个根本考验；而每一个人也都是历史大潮的一个能动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