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利益来解释一切，把利益当作最高准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左、右、西化、传统等不同尖锐对立思潮世界观的共同基础。持有这种世界观的不同思潮之间的区别只是在于它们看世界时站在了彼此不同的利益角度。这种庸俗哲学的世界观也成为了近年来民粹思潮兴起的一个重要推手，并且与老鼠哲学一样也是“重新发现历史”过程中的参照系之一。在这个参照系下，有人将举世公认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领袖毛泽东“重新解读”成为了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被民粹思潮歪曲成了自己的一面旗帜。

随着1976年伟人的离去，对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那一代领导人到底靠什么挽救了中华民族，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不断有了“新的解读”。这些“新的解读”几乎都是庸俗哲学利益至上准则与阴谋诡计逻辑的产物。

庸俗到了低俗的“解读”，是把毛泽东，进而把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解读为搞阴谋诡计、玩弄权术的高手，为了个人的私欲靠此窃取了江山；斯文一点的“认知”则以西方、特别是美国为参照，说那不过是两党之争，共产党赢了那一轮而已。言外之意，国共两党恰如美国的“象”与“驴”，彼此彼此半斤八两谁也不比谁更高尚。至于共产党如何赢了那一轮，则是因为它聪明地迎合了当时大众的诉求，“得民心者的天下”嘛，与现在西方政治游戏中各政党为了获取执政权力而巧舌如簧地取悦于选民并无二致。

历史的真实，会不断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时代变换所消磨，以至于有一天面目全非而走完一个轮回。

《环球时报》在2011年12月8日刊登了学者摩罗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知识分子不能脱离底层》。在文章中摩罗写道：“鲁迅对于阿Q想拥有一张宁式床的愿望，是那样的鄙夷，予以激烈的嘲讽……费孝通从没责备过阿Q想要一张宁式床的愿望。相反，他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帮助阿Q拥有一张宁式床；而毛泽东是将所有的阿Q组织起来，让他们拥有比宁式床更多的东西。”这段话极为形象地揭示了当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本质。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那一代共产党人，不是因为迎合了民众、利用了民众而夺取了政权。他们是唤醒了民众，团结了民众，提升了民众，用马列主义武装了民众。因此，他们才能从弱小不断地走向强大，创造了持续至今的人类历史上惊人的奇迹。这远不是利益驱动机制可以解释、更不是利益驱动机制可以做到的。

这种用马列主义对民众的武装与提升集中表现在了人民军队的身上。这支以旧军队与中国底层农民为基础的队伍，在共产党的教育、改造与带领下，成为了人类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的一支异常坚定地以道义为旗帜的人民子弟兵。当年，这支队伍拥有坚定的信仰，它最基层的成员都清楚在为什么而战。那不是兄弟情谊，不是家族恩仇，不是个人功名，而是人间正义；在坚定的信仰下它形成了迥异于旧军队的全新面貌与作风：官兵平等，军事民主，优待俘虏，秋毫无犯，众志成城，勇往直前。在几十年的征战中，它不仅用劣势装备在军事上抗击了最残暴与强大的敌人，更以对道义毫不动摇的坚守在精神信仰上压倒甚至征服了他们。

被俘后加入八路军的小林觉澄在2015年“9.3”阅兵的观礼台上

1952年志愿军在朝鲜举办了战俘营奥运会

当今天，无数人在网络上叫嚷人民军队要有“血性”时，那不过是在用从好莱坞那里学到的庸俗哲学的世界观，去曲解人民军队为正义而战的光荣而辉煌的历程。更有许多编剧导演，用自己阴暗的价值观与庸俗的世界观，让一些称兄道弟的帮派、粗俗鲁莽的团伙、狭隘蒙昧的散勇，披上了人民军队的服饰，加上胡编滥造的情节炮制出大量的“艺术作品”，如《集结号》与《金刚川》，假人民军队的名义兜售私货。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位在某高校工作的长者曾经给我讲述过其入党的经历。她来自一个旧中国的底层家庭，共产党的胜利彻底改变了她一家的命运，所以她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她在辽宁某大学读书期间积极要求入党。在她申请入党的过程中，她所在的党支部反复帮助她提高认识，告诉她共产党不是建立在个人恩仇、利益交换基础上的帮派，而是由为了惠及天下的崇高理想走到一起来的人构成的先锋队；组织要求她要超越狭隘的个人报恩思想，建立起坚定的革命理想与信念。直到清晰地理解并接受了这一切后，她才得以成为了这个组织的一员。

这就是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的时候，一个高校基层党支部的思想境界与精神面貌。

新中国的缔造者们曾经的努力，不仅仅来源于马列主义信仰，也与中华文明的核心一脉相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高擎我们这个文明之火的领路人们始终不变的担当。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与核心，利益诉求的满足，当然是一个社会要实现的主要核心的功能。但是，如果社会成员满眼只有利益，它与动物世界还有本质性的差异吗？这样的社会又将走向何方？

西方现代政治体系就是建立在庸俗哲学以利益为最高原则的基础之上。每一次大选，候选人都使出浑身的解数去迎合最多选民的利益诉求。这成为了西方最引以为自豪的“普世价值”。但是进入到新世纪后，西方有识之士已经痛感这种做法给西方社会带来的深层危机。

在2017年的夏天，我应邀作为主讲嘉宾之一参加了一个东西方经济文化高端论坛。英国前首相卡梅伦与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也到会发言参与讨论。

在他们两个人的发言中，都明确地谈到了西方大选制度给西方带来的深层危机。这种危机便是因为一味迎合民众的口味，西方的政治家无暇也无力为社会的长远发展制定规划采取行动。萨科齐以法国人特有的坦率在讲话中多次直言：“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反思西方民主制度的时候了。”特朗普在美国的当选与其任期四年内的所作所为，以及在2020年美国大选还没有正式宣布最后结果，特朗普一再声称是自己赢得了大选的时候，西方主要国家的首脑就纷纷祝贺拜登当选，英国首相甚至在议会上已经称特朗普为“前总统”，无不是在给这种西方政治体制危机写下生动的注解。

回望历史，中华文明五千年始终以道义而非利益为自己的立足之本。“中华文明语境中的道义，是超越个人与种族等，而在人类文明本质意义上的真理与正义。道义，是中华文明千年不变的信仰；道义，是中华文明沧海桑田历程中即使陷入绝地也绝不放弃的至上准则。我们用道义驾驭利益，我们用道义统领计谋，我们用道义感化天下，我们用道义校准航向。中华民族每一次的繁荣富强，皆与‘神明’无关，都是依靠自己的辛勤劳作，而非借助对外的殖民掠夺，因为那与道义不容（详见‘走向世界的中国：从任人宰割到重塑世界’，微信公众号‘慧影Cydow’2019年9月24日）”。

失去了道义的约束与牵引，“文明”必然滑入野蛮的深渊。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老鼠哲学的价值观在利益至上加阴谋诡计的庸俗哲学世界观的“加持”下，其终极产物就是那些“金融硕鼠”，他们用基于庞氏骗局设计出花样繁多的“金融创新”去巧取豪夺，进而去实现控制社会的目标。

立足于利益之上的庸俗哲学采用的自然是与其相容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三、认识论与方法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大行其道

在2001年我进入企业管理高层后不久就听到同事们讲，一个企业成功的前三位要素是“一命二运三风水”，没有我们以前认为很关键的团结奋斗等等。这个说法当年好像是由台湾的“精英朋友们”传授给大陆同仁的。刚听到这个说法时我以为大家就是开玩笑说说而已，毕竟我们都是受辩证唯物主义教育长大的。后来发现这些曾经在共和国大地上消失了的唯心迷信持续地蔓延开来。不仅传统的迷信被抬出来打扮一新，新的迷信也不断被创造出来，甚至还有海外“原装进口货”。在许多高层建筑中，不仅以“四”结尾的楼层不见了，十三层也消失了。开始这种做法主要发生在南方，如今在共和国的首都这个政治中心，这种因迷信忌讳而有意的缺失楼层现象也并不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