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夏日】

在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背景下，一些国家暂停粮食出口，引起整个社会对粮食安全的普遍担忧。

这种担忧很大一部分原因来源于近些年农村普遍抛荒的现状。但是从每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全国的粮食产量已实现十几年的连增，可见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还很强，粮食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农民都不种田，那问题可不小。笔者在H村观察与访谈时发现，春耕进行时，村庄中农民较强的种田意愿并没有转化为积极的种田行为。原因何在？

笔者试图从产粮地位的历史变迁与当前村民的买粮态度切入，分析其中的原因，并结合不同地区的调查经验，思考农业前途与农业现代化之路。

一、产粮地位的转变与当前村民的买粮态度

H村位于鄂东南地区，北靠海口湖，南倚幕布山脉，属于典型的江南丘陵地貌。全村400户人家，户籍人口2300人，中老年人基本留守村庄，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根据对干部的访谈得知，H村种田户并不多，90%的村民成为买粮户，粮食主要依赖于市场供给。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村庄逐渐从粮食输出地转变为粮食输入地。

在集体时期，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村庄的粮食主要以输出为主。当时水稻的产量约400斤/亩，每年水稻输出约20万斤，留下的部分非常有限。而村民生活艰苦，主粮是红苕，处于一种“吃也吃不饱，饿也饿不死”的状态。

1981年分田到户后，村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随着杂交水稻的推广，水稻产量也从400斤/亩增加到550斤/亩。按照“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分配原则，没过几年，村民的温饱就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1986年前后，村民进城务工的情况开始零星出现，但还是以在家务农为主。当时几乎每家每户都种了田，抛荒很少见。依靠着人均不足0.5亩水田，村庄的粮食输出也达到约十几万斤，农户基本上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甚至有余粮。

2003年前后，村民进城务工比较普遍，种粮户大大减少，开始出现大量差田抛荒和良田流转的情况。此时水稻基本上没有输出了，甚至开始需要外面市场供应。买粮户就此大范围出现，村庄小卖部抓住商机开始采购粮食销售。

2010年，随着土地的大范围流转，村庄种粮户进一步减少。目前村庄种粮户不超过15户，村民几乎都成为买粮户，买粮吃早已在村庄中形成了共识。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外出务工或读书的村民留守在村时间延长，为此出现过短暂的粮荒。据说村小买卖部运一车粮食回来，很快就销售一空。不过村民说，“这只是特殊情况”，他们相信“真到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商店不卖，国家也会管”。

二、水田的非粮化与村民无田可种

H村耕地约1300亩，其中水田约700亩，不过发展到今年，可供种植的水田面积不足100亩。全村目前只有十几户种田户，且以中老年人为主，人均种植面积普遍在2~3亩之间，少量不足一亩，最多没有超过10亩的。

那么，剩余的水田哪里去了？我在调研后发现，大部分水田被用到4处地方：

一是水田抛荒或湖田变鱼池（约有150亩）。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农村掀起一波开荒种田的热情。村庄以生产队为单位到处围湖种田，客观上增加了水田面积。但在分田到户后，这些湖田因地势低、种植条件差等原因被逐渐荒废，有的在九十年代被私人化，挖成几个大鱼塘发展养殖业。

二是被大面积地用于建房（约有200亩）。

1981年分田到户后，路边的水田都被分给各家耕种。在集体时期，村民是不允许在水田上建房的。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的建房需求也快速增加。在土地管理部门缺位情况下，以2000年和2010年为时间节点，村庄掀起两次建房高潮，村组级公路两侧建起了密密麻麻的居民宅。据老干部讲，这些宅基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体时期最好的水田。

三是被廉价出租给苗木基地老板（约有300亩）。

出租方主要为两类家庭，一是外出务工，家里无劳动力的农户。他们认为与其抛荒或者免费流转，不如出租给老板，省事还能获得租金——每年能获得200元/亩的租金。二是想种却无法种的农户。由于四周水田出租种植苗木，破坏相邻水田的水利，导致部分村民无法继续耕种，只能勉强出租。

水田被用于种植苗木（作者供图）

四是部分水田被改为旱地种植（约50亩）。

由于水利体系的被破坏，以及粮食价格的低廉，如今种田不划算，甚至经常会亏本。于是农民就将田改为旱地，用于种植其他农作物，如油菜、芝麻、小麦等。

水田非粮化后，想要重新恢复，就比较困难：首先，姑且不论湖田私人化，一旦挖成鱼池，想要恢复，成本很高；其次，水田被用来建房，已被严重破坏，不可能恢复；再次，种植苗木，既改变土壤性质，也破坏水利体系和田界，即使合同到期，短期内恢复如初也不容易；最后，水田改旱地容易，相反则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