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方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中国的成功意味着，西方鼓吹的第一种“西方成功学”大部分是假的，西方基于“老师”的身份地位享有的目前的财富份额并不合理，非西方国家取得与西方同样程度的甚至更大的成功，并不一定要复制照搬与西方完全一样的一套。

不仅如此，中国的成功还意味着，即使西方坦白承认了第二种“西方成功学”的内容，但中国的例外实际上证明了历史上西方施加于非西方世界的大部分暴力是没有必要的，因此西方基于“强盗”的实力地位占有目前的财富份额也是不正当的，非西方国家取得与西方同样程度的甚至更大的成功，并不一定要重走西方通过战争崛起的老路。

最后一点，也是对于西方来说最致命的——通过在实践上对两种“西方成功学”的基本否定，中国的成功，特别是文明复兴意义上的成功，正在展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一种既不需要依靠西方式的“硬实力”也不需要依靠西方式的“软实力”同样也可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可行路径。

可以说，西方对于中国的恐惧、仇恨和愤怒，其心理活动根源正在于此。简言之，中国取得全面的成功这一重大事实本身即宣告了西方统治世界的非法，也宣告了西方版世界历史叙事的虚假。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从最初阶段的“现代化等于西方化”，到当前阶段的“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由于中国的成功，目前已经逐渐展现出一个“去西方化的现代化”阶段的前景了。这对西方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自明的。

根据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若从2000年起算，中国成年人的人均财富从4247美元上升到了2020年的67771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4.9%，大大超过整个世界4.8%的平均年增长率。中国这个20年的增长水平对应于美国自1925年以来近80年的财富增长，如果中国在2025年达到预测的107万亿美元，这将与美国2017年的财富水平相近，这意味着中国在2020年至2025年之间会取得相当于美国13年时间的进步。

根据该机构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财富将达到105400美元，超过“高财富”国家的100000美元标准线。在短短25年内完成了这一过渡，无论从中国的人口规模上看，还是从平均增长速度上看，都是历史空前的。而毫无疑问，这些反映真实历史和变化趋势的数据和曲线，每天都在刺激着某些人的神经。

2022年以来，随着西方的焦虑与日俱增，其应对措施也开始频频出台。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了对华政策演讲，将中国定位为“头号竞争对手”，因为“国际秩序的基础正在受到严重和持久的挑战”，而“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越来越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对华政策演讲中，将中国定位为“头号竞争对手”（图源：BBC）

6月，北约通过了《2022北约战略概念》，首次宣布中国为“战略挑战”。7月，美国通过了被认为“攸关美国国家安全”的“对华竞争法案”。此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为了敦促国会尽快通过该法案曾向媒体表示：“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表面上看，并没有出现中国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任何一个领域马上超过美国的可见现实，那么到底是哪个方面的变化使得美国越来越感到自己“没有时间了”？

从以上的分析中即可得出结论：让西方深感焦虑的，主要不是中国与西方集团的实力对比，而是中国的成功作为一种示范这个事实本身。正是这个非西方的示范与西方将自身作为一个示范这两者之间的对比，每一天都在改变着整个世界对于过去、当下和未来的认知。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析和评价实际上一直是在“西方成功学”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的，因为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恰恰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一种“西方成功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根本上就是虚假的，并带有特定的预设目的，所以在将这种理论应用于解释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时，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果。

更确切地说，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学或称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作为一种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工具性理论而流行于世，并不是真的科学理论，或者直白地说，就是一种伪理论。不要说中国经济，即使是西方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按照这种经济学的要求，将纯粹经济的活动从五花八门的人类社会活动中单独抽离出来进行单方面的观察和研究。

对于这一点，约瑟夫·熊彼得在其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中就曾指出过：“社会进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它的洪流中，研究工作者的分类之手人为地抽出了经济的事实。把一个事实称为经济的事实这已经包含了一种抽象，这是从内心上模拟现实的技术条件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的许多抽象中的头一个。一个事实决不完全是或纯粹是经济的；总是存在着其他的——并且常常是更重要的方面。”

自从自由市场经济学大举进入中国以来，太多的中外经济学家在太多的问题上坚持用这种过度抽象的伪理论解释和说明、分析和评价中国经济，但总体上却是脱离现实的，无论是解释还是预测，总体上都是失败的，于是这成了他们口中的所谓“中国经济之谜”。其实中国经济并没有什么不好理解之处，混乱完全出自经济学家们自身的“经济学理论之谜”，也就是一种偏执的、盲目的、毫不妥协的非要用伪理论解释真现实的思维定式。在很长时间里在中国近乎封神的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其实不过是些陷于自身混乱不能自拔的伪学者。好在中国经济发展自有其强大的内在逻辑，并没有像很多国家那样被学者们的伪理论引入歧途、落入陷阱。

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并不困难，至少要比生搬硬套西方主流经济学伪理论时容易很多。只要不抱有将现实当作“纯粹是经济的”并将其人为地抽象出来，将经济活动与它原本就与之紧密相连的其它方面一起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内在逻辑是可以清楚地被透视出来的。

这里我们引入了“超经济突破”这个概念，用于描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中国社会中的一种宏观的社会现象——突破的结果虽然可以通过一些经济指标得到反映，但突破的实现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的结果，而是一种集合了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多种力量在内的综合性的、战略性的突破。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在短短7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对大多数先发国家的赶超，成为了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多次全球性危机的冲击下继续保持经济的韧性和弹性，稳步进入了新发展阶段。这个惊人的事实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奇迹”。事实上，每一个反映在经济指标上的增长奇迹，都是中国70多年来持续完成的一系列“超经济突破”的结果，而“超经济突破”由于是通过多种手段在多个领域内同时实现的，属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选择问题，因此更多地属于一种事业，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无法在只关注经济问题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之内建立理解。

具有政治事业性质的发展战略选择问题，因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而不同，很难归纳成统一范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先进工业国的大型经济体来说，这些从根本上带动了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选择，包括了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选择、将共同富裕作为一种发展战略的选择、对利用资本和节制资本的平衡、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发展战略的选择。

总体发展战略上的成功，也是中国在政治、社会、科技和文化各领域的成功，反映在中国经济上，就是本书所说的“超经济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由于不能脱离“西方成功学”的狭隘框架，无法将本质上属于“中国成功学”的“超经济突破”纳入其理论体系，所以才看不懂中国经济真正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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