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服务于“新世界秩序”的这一种“西方成功学”突然兴起之前，西方统治世界的直接原因是战争这一点在学术界已经成为了定论。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一书出版于1982年，书中详尽描述了近1000年来欧洲如何在每一次社会转型中都无一例外地发展出更致命的杀人武器和更剧烈的军事活动，最终，“由于有了通常由普通商船负载的重炮，欧洲人能够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在美洲和亚洲水域扩展其控制范围”。

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的《军事革命：军事创新与西方崛起》一书出版于1988年，书中指出：西方的崛起，不是像宣传的那样是通过其思想、文化、价值观或宗教等方面的优越，而是依赖于下述事实：欧洲人与其海外对手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稳定地有利于前者……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批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

将西方的成功归因于“杀手级武器”而不是什么“杀手级应用”，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虽然直面了赤裸裸的历史真相，不再倒果为因地胡扯清教徒的工作伦理、个人自由的传统、好奇心和科学精神，等等，但是如此一来，却也失去了任何借鉴意义。毫无疑问，“依靠暴力攫取土地和劳动力的能力”，不过是自史前野蛮时代人类游团狩猎活动继承而来的一种能力，除了技术上的不断改进，与任何精神和文化上的进步都没有关系。

当然，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这种坦白承认的解释也是一种“西方成功学”，而且也可以学习借鉴，即所谓“以暴制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年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就可以视为前殖民地国家对“西方成功学”的照搬。照搬的结果，虽然暂时还无法在军事上打败西方、将西方的土地和劳动力变成自己的财富之源，但至少赶走了西方帝国主义，守住了原本就属于自己的土地和劳动力。

中国成功学？

对于这两种形式的“西方成功学”在非西方国家中引起的反应，西方是心知肚明的。

在1990-1991年那个历史转折点，美国向全世界推出的以“民主和自由市场”为核心的新世界秩序，不过是西方进一步主宰世界的方案之一。这种方案的核心是将“民主”当作在他国进行“政权更替”的手段，将“自由市场”当作在他国进行资源和利益获取的手段，所以本质上就是一种改头换面的、用“软实力”代替“硬实力”的新帝国主义。

这就意味着，西方向全世界大力兜售第一种“西方成功学”，配合以一整套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目的就是希望非西方国家都接受这种新帝国主义，都承认本国不具备成为发达国家的基本条件，特别是在精神、思想、观念、制度、文化等“软实力”方面的诸多条件，最终只好接受西方国家通过这些“独有”的优势所制定出的“基本规则”，成为以西方霸权为支柱的“国际秩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心甘情愿接受西方的政治统治与经济剥削。

如果各国不接受，或者新世界秩序在各国遭遇到抵制、“软实力”新帝国主义推行不下去，那么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案，就是再重新回到“硬实力”的老帝国主义道路上去，对于拥有绝对军事优势并刚刚击垮了最大竞争对手的西方集团来说，实施这个方案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就在1990—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虽然美国已经宣布要建立“和平与安全”的新世界秩序，但在仍然沉浸在帝国主义往事回味中的英国，战争狂热再次风行。

英国一位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和编辑约翰·基根（John Keegan）在他供职的《每日电讯报》上写道：“英国人在200多年里早已习惯了派遣远征军到海外，与非洲人、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作战。战争被英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正在进行的海湾战争“为英国人敲响了非常、非常熟悉的帝国钟声”。因此，英国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承担起丘吉尔的使命，《星期日电讯报》的一位编辑则将英国即将开展的军事远征称之为“后冷战时代的新工作”。

这是西方以其“硬实力”为后盾的第二张嘴脸，在某种程度上，也以第二种“西方成功学”作为理论支撑。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若不愿意接受第一种“西方成功学”的愚弄和欺骗，不肯心甘情愿地接受西方强加的秩序与规则，那么就要面对第二种“西方成功学”中的硬道理，看看本国是否具备挑战西方霸权的政治—军事“硬实力”。其“硬实力”的强大程度不能仅仅只构成挑战，还必须能够超越历史上那些曾经惨败的挑战者，而且还要能够在一个后西方时代运用一种超越西方的暴力手段统治未来世界，这当然就意味着一种比西方帝国更加先进的“依靠暴力攫取土地和劳动力的能力”。

对西方来说，这就是冷战结束至今当代世界的基本现实，通过两种在理论上相互支撑的“西方成功学”，西方强行把这个关于人类社会的“宏大叙事”固定了下来。接受不接受，这就是现实；接受不接受，这就是生活。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中国，如果中国不是在同样的这段时间里高速崛起，世界历史很可能就如此这般地“终结”了，不是“终结”于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而是“终结”于西方对世界的永久统治，包括西方越来越富、非西方越来越穷这样一个全球财富分配格局。

但是，与西方的愿望正好相反，中国高速崛起的真实故事，一举戳穿了两种“西方成功学”的神话。从第一种“西方成功学”的角度看，中国并没有突然间就具有了那些被西方学者们总结出来的西方独特性，中华社会与所谓清教徒工作伦理、个人自由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基于财产私有制的法律和政治体系都风马牛不相及，甚至还被归纳出很多条之所以在科学上落后于欧洲的深层原因，从政治到文化。

但是，中国却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开创出了一个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局面，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超越了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比西方的成功更大的成功。从第二种“西方成功学”的角度看，中国的崛起完全没有依靠对外战争和殖民，没有经过任何“战争资本主义”阶段或者“奴隶资本主义”阶段，没有暴力攫取海外土地和劳动力，恰恰相反，中国甚至距离最近一次的自卫反击作战也已经有4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