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见证，就在这几位“新儒家”代表人物身居港台遥望大陆发出一阵阵哀叹的时间里，中华文明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了一次凤凰涅槃般的再生。重要的是，这个古老文明这一次最新的浴火重生，恰恰不是通过他们眼中那条正在走向绝境的文化路径完成的，而是毅然决然地跳出了传统文化的束缚和羁绊，通过一次艰苦卓绝、勇往直前的工业化、现代化长征而实现的。同是1958年，这一边是几个文化人跪求饶命的《宣言》，另一边是毛泽东高瞻远瞩的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搞原子弹、氢弹、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6年之后，1964年10月16日，我国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站在今日中国的高度上回望历史，谁也不能否认，恰恰是后一条路径，而不是前一条路径，通向了中华文明维新再生的动力之门，让这一伟大文明中天然蕴藏的历史运动能量重新释放了出来。

重新提出中国问题

当文明对比格局被自身的自卑和自悲心态锁定时，关于中国问题的提出，是围绕着“我们做错了什么？做错的根源是什么？中华文明的固有缺陷是什么？竞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等方向展开的。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被“为什么儒家传统开不出来民主与科学？”、“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生长不出资本主义？”等问题意识所主导。不用说，这些问题的提出，在中国近代历史V字形道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必要和正确的；没有这些问题的指向和牵引，中华文明不可能迅速放下历史包袱、摆脱传统束缚、将自己整体变身为一个学习型、追赶型、自强型的新文明。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思想界长时间被这些问题所主导，客观上大大阻碍了对于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内在潜力、深层运动等方面的重新发现和解读，以至于当70年历史的新中国开始走出历史V字形道路并开始反转与西方文明的对比格局时，中国问题的提出方式还仍然停留在过去，没有及时更新。

曹锦清老师写道：

近代以来我们一直探究“西方何以富强，中国何以贫弱”，但复兴后的中国需要解释的是自己如何从过去的贫弱变得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东西方实力的变化如此巨大，以至于西方知识分子都在讨论中国何时超过美国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更有利于我们重拾自信，它将自然而然地改变人们看待中国的视角和方式。......一个时代的发问方式，取决于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而发问方式的改变，将引导那个时代全部学术思潮的变动。现在的时代问题就是“中国何以富强”，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弹丸之地、而是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了中央。如果学术不回答这样的问题就算不上学术了。[2]

令人欣慰的是，伴随着中国崛起的进程，新的“发问方式”毕竟不可阻挡地出现了。中国思想界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中国做错了什么？”“做错的根源是什么？”已经越来越多地让位于“中国做对了什么？”“做对的根源是什么？”。而随着问题的深入，随着历史进程开始离开V字形的右端顶点，人们又重新看到了当年发生跌落的那个地方，但是今天的问题正好相反了：不再是“中华文明到底缺了什么？”、“中华文明的先天不足是什么？”，而需要转变为“中华文明到底多了什么？”、“中华文明的先天优势是什么？”。

这是一个历史轮回，完整地经历这个轮回恐怕是中华文明的宿命，走完了V字形的两条边之后，我们终于可以从容自信地平视所有其他异质文明。这个时候，我们不会再用当年严复和李大钊等人那种受急躁心理所驱动的极端化两两对比来认知和解释，于是我们平静地放眼望去，看到了定居文明与游居文明的区别，看到了广土巨族、广土众民、狭土巨族、狭土众民的不同，看到了城邦国家、领土国家与天下国家的分类，看到了秩序主义与运动主义的对立，看到了文明的诞生、成长、锻造、冲撞和维新全过程。

所以说，重新解读中华文明，就是当今时代提出的一个必然要求，而《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不过就是这个必然要求之下的一个必然产物。

谢谢读者们的支持鼓励！

参考文献

[1] 《中国成“专利申请驱动力” 数量全球第一》

[2] 《曹锦清：“中国何以富强”已经成为时代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