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读中华文明

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即完成了这样一个巨大的腾跃和翻转，这显然不是能够用一般的流行理论所能解释的。中小国家的经济起飞历史，大体上可以归因于聪明的政策选择、有效的制度安排或发展模式的某种“诀窍”；但对于中国这个有着超长而且连续的历史、本身就代表一个特殊文明的天下国家来说，发生了这样一个史上空前规模的增长和崛起过程，若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解，不太可能脱离自身文明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和内生动力等深层方面。

但是，也许由于关于西方文明优越、中华文明低下的观念意识根深蒂固，即使今日中国取得的成就早已有目共睹、无可否认，但是对于中华文明的重新解读和重新评估，却迟迟没有开展起来。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因素始终不能排除，即中国思想界自一百多年前开始固化下来并持续至今的“文化自卑”、“文明自悲”心态。

正是这种极强的自卑、自悲心态，单方面牢牢锁定了西方高-中国低的对比格局。

1935年，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民国知名教授在《文化建设》杂志联合署发表了一份《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中写道：

为着寻觅光与热，中国人正在苦闷，正在摸索，正在挣扎。有的虽拼命钻进古人的坟墓，想向骷髅分一点余光，乞一点余热；有的抱着欧美传教师的脚，希望传教师放下一根超度众生的绳，把他们吊上光明温暖的天堂，但骷髅是把他们从黑暗的边缘带到黑暗的深渊，从萧瑟的晚秋导入凛烈的寒冬；传教师是把他们悬在半空中，使他们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虚无境界中漂泊流浪，憧憬摸索，结果是同一的失望。

若不是早已把自己锁定在了衰亡文化、低等文明的地位上，断不会用“抱着欧美传教师的脚，希望传教师放下一根超度众生的绳”这样的比喻来描述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高低关系。

虽然《宣言》的本意是要确定一个“中国本位”，但实际上做的，却像是在一个自由落体运动的沦落轨迹上寻一个勉强撑得住的落脚点。在他们眼中，如果撑得住可能还有活路，如果撑不住这个文明就完蛋了。

到了1958年，民国知识界当中把新中国成立、大陆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视为中华文明进一步走向毁灭的这一批人再次发声，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等人起草了一份《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登在了台湾和香港的刊物上。《宣言》中写道：

但无论如何，中国现有近于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摆在眼前。这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之生命与精神，何处寄托，如何安顿，实际上早已为全人类的共同良心所关切。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如果人类的良心，并不容许用核子弹来消灭中国五亿以上的人口，则此近四分之一的人类之生命与精神之命运，便将永成为全人类良心上共同的负担。

这个《宣言》距离上一个《宣言》不过只有二十几年，但所描绘的中西差距，却进一步地拉大了——从抱着西方的脚求一根超度的绳，到只希望西方手下留情，看在同为人类的份上不要灭了中国这几亿条生命。君不见，《宣言》中竟然用了两个“恳求”：

我们首先要恳求：中国与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须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

故我们不能不提出另一种研究中国学术文化动机与态度，同时把我们本此动机与态度，去研究所已得的关于中国学术文化之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结论，在大端地加以指出，以恳求世界人士的注意。

能够端出这样一种屈服和乞怜的态度，与其说是对中华文明因理解透彻而苦心孤诣，不如说是因理解偏狭而误读误判。他们并未认识到，他们其实没有真正看懂中华文明的本质，不具有在大历史框架中解读文明历史运动的能力，不能理解文明的成长、锻造、冲撞和维新都是如何发生的。他们被西方文明压倒一切的强势吓破了胆，当然想不到也不敢想文明竞争格局会在短短几十年里发生巨变，甚至发生颠覆和反转。

研究者们如果只看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个维度，只读中国传统文化人的那些“宣言”，沿着1895年—1935年—1958年这条下降曲线推算下来，他们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2019年的中国发展会到了今天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