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知识生产的历史观与现实困境

我要做乡建百年历史研究的计划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开始关注如何理解中国在发展的问题上所形成的自主的发展经验，其中不只涉及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当代史，我希望能够把乡建研究的触角前伸到整个近代史，甚至再往前延伸到古代史，特别是秦汉、隋唐等大一统崩解后的大族迁徙，这样我们才能够对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在何处、我们向何处去这样的基本问题有所解读。

我当时形成的认识，也和当时的形势相关。诚然，当时的年轻人没有像今天的年轻人这样，为了高考而耗尽全部精力深陷在制式教育的做题体系中，大家没有条件系统地形成知识基础。我形成知识的年代，还没有一考定终身的“制度藩篱”，所以当时大家可以凭兴趣读很多书。我从小养成的习惯是“乱读书不求甚解”，所以很多人问我最喜欢哪本书，对哪本书的印象最深，我回答不出来。

其实，我从小乱看书一般都记不住书名、作者，也不喜欢抄金句，翻到有意思的书就留心多看两眼，没意思的书就速读浏览后扔到一边。而且，我也没有非得按照书里的内容或作者给定的逻辑做思考的兴趣，这就造成我从小到大的考试除英语之外成绩都不太好，因为我吃不下那些所谓建构逻辑来解释世界的教科书及其遵循的学科理论，后来的工作中我也总是不太愿意照搬成套的学科理论给出解释，因此，我更不愿意照搬根据制式教育的教科书所形成的历史分析。后来，当我带着年轻人一起研究近现代史中的乡建进程的时候，我希望至少应该把几代人从事乡村建设100多年的历史中不同的做法做出归纳，把到底怎么应对大势演变搞清楚。

众所周知，梁漱溟和晏阳初都是乡村建设中的大家，大家普遍认为他们做事业的时候都是思想比较清晰的，他们的实践也都是不断成功的，然而，后人更应该看到这些社会改良事业往往是非常坎坷，且充满各种艰难险阻的，参与者有时候甚至有生命危险。

晏阳初是“海归”，他初期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近100万美元[2]的资助用以推进乡村建设，接受资助也意味着得接受基金会的要求。从其所对应的思想看，晏阳初一开始对中国农民的认识是初步的，他认为中国农民“愚、贫、弱、私”：第一大特点是愚昧；第二大特点是贫困，因为愚昧所以贫困；第三大特点是弱势，因为贫困所以弱势；第四大特点是自私，因为弱势所以更为自私。但，当他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明白要丢掉城里人的眼镜，更要丢掉西洋人、东洋人的眼镜，必须换上一副农民的眼镜，才能看得清楚农民、农村是怎么回事，这是他在工作中有了实践经验之后才领悟到的。

晏阳初（右）

当他应政府要求去改变农村上层建筑的时候，尽管拥有县级的治权、警权，能够把县级的地方武装力量和警察力量整编成一个体系，甚至能够让这个武装体系下沉到乡镇，但他最终没能改变地方的精英势力盘根错节所形成的地方治理结构。晏阳初主持的乡村建设、乡村改良，可以说是成功甚少，甚至可以说是在屡战屡败的过程中屡败屡战。

梁漱溟在山东和豫东一带开辟的乡村建设区域跨省、跨县，面积很大，他能做到大面积扩展，是因为当时中国各个地方其实都处在割据状态，山东省当局也向梁漱溟赋予了县级的治权。但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处这个“三不管”地带，可不是个容易待的地方，梁漱溟的做法不同于晏阳初，他要搞至今都被认同的“小政府”，提出“裁局设科”，把上级部门下沉到县的局改为县级政府内设机构的“科”，同时推进合署办公。[3]任何乡民来县府，进一间大屋子就能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完。

梁漱溟对乡村治理结构的改动也是相当大的，为了维持这种改动，为了压得住地方精英群体和豪绅势力，他在邹平建立了民兵自卫系统，邹平的十三乡就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共造了1300多支枪，能够武装这一方设在基层的治安力量。[4]他的乡村治理之所以成功，一定程度上是他在“割据”大局中有自己的武装。同理，被泰戈尔称颂的、民国乡建中被立为“村民自治”模范省的山西，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在阎锡山武装力量维护“割据”条件下推进村治改良。

梁漱溟在山东乡建院时期与工作人员合影

晏阳初、梁漱溟是乡村建设两大重要人物，他们在过去的经验教训并没有被后来者认真总结过，我们今天应如何看待前辈的工作，如何一代接一代继续我们的努力。如果在这些历史问题上没有梳理，只是简单照搬了别人的研究，那么我们想要客观地看待整个乡村建设的演化过程就会有障碍，得去除这些障碍才有真研究。

今天年轻人逐渐地学有所成，尽管他们在现有的教育体制内很难生存，但他们仍然坚持着，其实我自己在体制内也是个另类，只不过历经各种各样的困难总算是坚持住了一定要实践出真知的初衷。我认为，乡建人应该坚持的是陈云同志强调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能做到这样的人少，但我们还是应该将这种态度坚持下去。

五、告别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应对全球化解体大危机

我有意识地选了几个不同方面跟大家交流，其实可选择的领域还有很多。主要是从所谓第三世界解殖运动也是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建构过程来警醒大家打碎殖民主义的革命尚未成功，应该认识到即使获取独立主权的南方国家也大多没有完成思想和文化上的解殖任务。我们在今天所谓全球化解体的大危机面前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出让民族国家利益的反应也恰恰说明，我们距离完成在思想领域中的解殖任务，尚且有相当大的空间。

当然，客观上今天出现的舆论乱象，本身也是因为我们长期在这方面的工作欠缺，造成我们今天面对着所谓“新冷战”几乎没有软实力，更无以抵抗；面对全球化解体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危机趋势，对“新冷战”中必然发生热战这种危险的局面，南方国家的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工作准备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欠缺，因此我们团队的研究及话语构建工作，需要更多地从客观实践、从国别比较研究来升华我们的认识；当然也包括从历史的研究中来深化我们的认识。

我们针对的就是全球化解体势必连带爆发的大危机，中国身处其中难逃大危机的成本转嫁。在应对这个挑战的过程中，只有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不断理清自己的思想，才能采取相对比较积极的行动来直面这种挑战。

参考文献

[1]参见《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经过激烈的较量，朝鲜战争虽然是以交战双方用停战（休战）宣告结束，但是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以伟大的胜利告终的。”

[2]参见张瑞胜等：《壮志未酬——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农村（1934—1944）》,《中国农史》2017年第3期。

[3]参见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参见察应坤：《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20年，第149页。

本文节选自《温道撷萃：思想的自觉》，严晓辉、温铁军主编，东方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