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展试验区工作之前，我被派出国学习试验研究方法，从方法论角度看所谓的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最为有效的、对社会科学理论建设最有意义的，也是试验研究，即通过不同条件下的比较试验，来观察其效果，通过比对其客观发生的成本收益，形成科学理论。

回国后，我参与各地试验设计、开展不同项目的审批立项工作。当年，这套科研体系在中国差异巨大的土地上推进，恰恰使得我们有条件得到大量的资料和数据，我使用的分析方法又是以量化分析为基础，于是我就在各个试验区建立抽样框来采集数据，然后做不同地方数据资料的对比分析研究，再加上还有一个试验区国际化的情况，需要补充进来。

试验区建设初期，因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负债情况很严重，我们以此为据得到世界银行的一笔“部门调整贷款”。这是以中国政府名义申报下来的政策性软贷款，是一笔极低利息和极长还款周期的资金，相当于给了我国一笔长期美元贷款用于短期还债。但，我们也得将世界银行对中国转制的要求融入改革试验，所以就有一定的西方意识形态、西方制度体系对中国改制的介入，这套科研体系由此而成为一个多方面因素构成的有国际影响的试验体系。

因为长期参与试验区的技术类工作，所以开始我被任命为项目调研处负责人，等做了几年试验，已经有大量的数据、案例，可以做试验报告的时候，我被改任为监测评估（Monetary and Evaluating Project）处处长，要向世界银行提供监测报告。世界银行作为债权人每年组织两次评估检查，他们请世界上各个领域的顶尖专家来评估中国的改革试验，我们就得准备数据、资料应对专家组，这些情况要求我必须认真。

有领导当时对我的评价是“得之于认真，失之于认真”。诚然，我对被试验数据体系证伪的汇报是认真的，无论最初的政策设计源于何处，我愿意修改的表述只不过是把“证伪”改为“不能证明”。诚然，所谓科学试验，要求的就是一个不断证伪才能逐渐地接近客观真实的调整过程。

20世纪80年代全球主流是“新自由主义”，在国内也已经比较意识形态化了，所以导致我在试验区的认真证伪就跟有关人员意识形态化的政策倾向相悖，形成了一些不太一致的意见，我提出证伪是从数据分析得出来的，但那些试验项目的主持者并不在意监测数据，要求体现的是被他们认为是“普世价值”的道理。此外，在官方体系内的试验需要的是证明试验成功的过程，而我做的是证伪，又是必须报忧的，所以最后是报忧得忧。

总之，参与政策研究试验区工作这11年是一个非常锻炼人、考验人，也是使人能够在研究中不断取得思想进步的过程。得到对客观世界的接近于真知灼见的认知过程，是非常可贵的经历，失去多少都不算什么，因为有了大量的数据分析来证明或者证伪使我在研究上更贴近了客观真实。从1987年到1998年参与政策试验的这个研究过程，让我形成了“‘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政策建议，是我现在的思想认识的基础研究过程，值得看重。

2001—2003年“三农”工作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2003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同年7月19日，我们开始了在河北定州市翟城试验。2004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三农”工作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同年4月，我们开始了农民骨干、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三结合的乡建培训。

当时之所以这样做，也是想继续我们在1998年被中断的试验。我1998年离开试验区的工作岗位，5年之后，当再有条件到村里开展试验的时候，就换了一个新的试验主题：生态农业与环保农村。当时中央刚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诚然，那时的我们开展农村生态化试验困难重重，并未预见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国上下开始强调生态化。

所以，如果讲科学实验、讲方法论，我确有相对比较长时期地坚持脚踏实地地一点一滴去做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的数据采集、资料分类、案例调查，然后做出各种数据分析报告的，坚持这些科学研究方法让我的认识能力有了一定的改变。

2005年，温铁军（中）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与农民学员一起劳动。

我们学术界的很多研究方法是工业化时代产生的，比如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等，这些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跟工业化时代多种标准化部件装配的结构化的工业生产方式高度相关。到了信息化时代，学者们提出系统论，同时期其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继提出的信息系统内的熵增熵减等紧密结合，又从一般意义的系统论发展到所谓的混沌理论。建议大家多了解这些作为科学研究方法论基础的重要思想。

现在，随着生态化的提出，借鉴了“道家思想”的整全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又成为一个新的、对以前的多个不同的方法论的思想体系的挑战。最近我也在要求科研团队要考虑更多地去借鉴整全科学。最近福建团队几十个人在做采用整全科学方法论指导之下的村庄调查，只是由于学习能力不足，他们难以对调查产生的资料及时做分析，尚未与工作中的问题结合，资料还没有被很好地开发和利用。

希望大家理解，旧式农村调查应该更新，只有运用这些不断更新的科研方法，我们才能更接近于客观真实，要利用下乡机会去了解不同的资源、地理、气候环境条件下，经济、社会、人文等领域的差异，我们才能够逐渐地形成提炼出相对抽象的客观真实的，或者叫作思想理论升华的基本条件。

特别得提醒参与乡建的年轻人，现在学校要求大家都做计量分析，但是往往很多老师所获取的数据本身是没有做检验的，尤其是那些被当作学术成果发表的，很多都是只提及抽样数据而没有技术报告，这样如何做抽样，如何清理数据保证准确度，如果这些基础性的操作都搞不清楚，这样形成的数据分析到底是否可靠很难说。

计量分析毋庸置疑是个很重要的方法，但在做数据采集之前至少得有点前测验或者预调查，只有对于所研究的客体本身有了一定的问题意识，才能开展研究。其实方法论上讲得是很清楚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前测验或预调查，是不可能形成问题意识的。研究报告开宗明义，是“The Back-ground and The Problem”，得有问题意识才能讨论它的背景，弄清问题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然后才有概念、才能重新界定，据此形成假说及验证假说的变量结构、指标体系的设计，以及涉及实际调研方法的讨论。

所以，我到高校工作之后，有些远离实际的老师跟我强调所谓的方法科学，我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与其争执。无论项目审查还是论文审查，只要是坚持以这套所谓科学的方法为名的人，他们实质上大都是不愿意下乡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对此类项目我只好任其通过，因为这不是哪个学生或教师的问题，而是学术研究体系出了意识形态化的指导思想偏差的问题。在这个体系下，任何试图坚持真正科学方法的人难免被排斥，这种情况不能怪哪一个人，也不能怪哪一个部门，主要是一段时期以来有些倾向性的问题没有被提出来讨论。

我始终认为所谓学者，就是要“终身当学生的人”。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非常复杂的领域面前，我还是初学者。越是深入做调查研究，特别是越多做国际比较研究，就越发现我们的知识非常有限。

人类的自然科学到现在为止对自然界的认识有限，自然界变化多端的复杂性恐怕大大超过人类现在的认知能力。同理，医学对于人体的认知能力也有限。若然，则大家应该有一种认知上的不断进取，并且敢于自以为非。我们远远没有达到更为全面地认识客观世界的层次，也更谈不上深度。

希望大家理解功成不必在我，只要一代一代地做下去，总会不断地丰富我们自己的认识能力，逐步地改变一百多年来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去吃嚼剩下的残羹冷炙的境遇的。我们还是要从调查研究出发，从国际比较研究出发，来形成客观的经验的归纳总结，这样我们才能逐渐地提升认知。

我们要以实际行动续写百年乡建史，这个工作很重要。2005年我在开展现实调查研究和试验项目的同时，就把曾经从事乡村建设的几个年轻的小知识分子召集起来，我们认为需要构建一套历史观，要在中国近代化被西方制度和思想全面冲击下，做一点经验归纳和思想梳理。

我特别强调，不要再做好人好事般的经验梳理，而是要看到知识分子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实践中形成的思想演变的历程。同理，我们对于过去前辈们从事乡村建设的经验过程和他们的思想演变过程，尤其要做出尽可能客观的梳理，不要延续让后来者读起来催人泪下的那种故事会。这样，可以使得几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自觉的努力，以及这些知识分子深入乡土社会与广大群众结合所做出的一些社会改变，能够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