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树立基于客观历史和在地经验的世界观

中华文明能够传承万年在于这个文明的传承不是人为的。世界范围内的文明的延续都不是简单人为的，既不是因为人种的先进，也不是因为其他的精神因素，而主要是因为外部的环境差异，亦即形成人类文明的禀赋条件的不同，从而导致人类文明的差异。

所以，文明确有差异但没有对错，更不应该区分先进与落后。人类文明多样性存在自有其合理性，这些合理因素是内在的，比如，很多人认为非洲的部落制度是落后的，他们生存的方式好像很原始，但这种原始生存方式自有其在特定禀赋条件下维持生存的内在合理性。

文明的差异本来就应该是客观的现象，先进和落后是资本主义时代，西方中心的殖民主义话语强加给人类文明差异的一种主观判断，所以得去掉这种价值观来看。人类文明的发展主要是随着气候周期变化而派生的适应性演化，而气候周期变化又是被气候带区分开的。不同文明在不同的气候带的覆盖之下，就会因气候周期性变化而形成不同的客观生存条件。除此之外，气候带直接影响浅表地理资源，人类社会在早期从原始蒙昧进入农业和狩猎文明的时候，是依赖浅表地理资源生存的。

所以，不同区域的气候周期变化和不同气候带覆盖之下的浅表地理资源的变化，导致了人类文明的差异性。

乡建研究者的世界观应该是更为贴近客观的历史演进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进入被殖民化所决定的意识形态，其实体现的是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认定西方的演化过程是先进的、有普适性的。如果抛开西方中心主义，可以说无论东西方文明，无论南方北方国家，各种生存方式本身就是被不同文化构建的人类世界，当然具有文化多样性的合理内因。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通过乡建推进人和自然之间的紧密结合，可以形成一个完全不再用殖民化以来的世界观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新的生态化世界观和价值观。

《从农业1.0到农业4.0》一书出版，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基于在地经验的世界观。这本书在定名的时候我很犹豫，其实想让大家了解的是中国何以中国，想让大家了解为什么我们和西方不一样。那么要想建立一个清晰的问题意识来面对现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就需要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南方世界观”。诚然，由于大多数年轻人都处在现在这种制式教学体制下，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还是受到制式教育给定的知识板块的桎梏。由此，这本书突破性明显。

我们是想从青藏高原成为地球第三极对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以及对我们形成中华文明的客观物质决定作用着手。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有和一般学到的知识不太一致的思想创新。

创新在于强调北纬30度线附近，唯独中国是一个长期传承不间断的文明，客观条件就是青藏高原隆起成为地球的第三极，把周边的气流带到3000米以上的高空形成冷凝水，因此带来降雪、降雨，使青藏高原有了世界最多的冰川和湖泊。由于太平洋板块撞击亚欧板块造成中国地势呈三级阶梯状逐级下降，水流也顺势而下，在整个中国大陆中东部地区形成了十几条大江大河及多个大型湖泊。不仅东亚，包括整个东南亚、南亚在内的亚洲大部分地区都得益于青藏高原下泄的水流形成冲积平原。据此看青藏高原是这一带文明长期延续的客观条件。

从青藏高原成为地球第三极入手，是一个非常唯物的、从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出发形成的亚洲原住民世界观。以自然条件等因素看待世界文明形成的差异性，不至于陷入把某一种理论当成人类唯一的真理的困境，我们就会愿意更多地借鉴各方面的思想理论创新。

三、乡建理论的形成和方法论的发展

2003年7月19日，我们团队在河北定州市翟城村开展了翟城乡建试验，我被推为负责人，同时担任首任理事长。但这并非我本意，因为初创者并不是我，其实是当年搞乡村建设工作的几个中青年骨干，包括已经去世的刘相波，还有今天仍然活跃在乡建工作一线的邱建生等。当时，我觉得贸然进行翟城试验既无经费也不具备任何工作条件，仅凭几个人的热情恐怕不能持续下去。所以创办翟城试验的其实是从事乡村建设志愿者工作的中青年骨干，我则是愚公移山故事里那个“智叟”。

但我当时认为既然村干部已经出资买回了那所废弃的学校，群众也已经认准要做了，那就要尽可能做好。于是，我就尽量发动各方面的力量，动员大家广泛参与，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勉为其难、竭尽所能将这个21世纪乡村建设试验维持下去。当然，这个社会试验又跟老一辈建立的乡村建设试验区有相似之处，也就是在官方主办的试验区外主要由民间力量开展的另类试验。

我们这些在中央政策研究机关任职的改革者从1987年起，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创办了各地农村改革试验区。我当时是试验区办公室分管立项和监测的工作人员，在试验方法的运用上很认真。因为各地试验发现的问题及其应对方式对于政策思路的检验和政策调整的思考是比较重要的。

当年开办的试验区都在官方体系内，当时我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中央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单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两块牌子比较利于协调与“三农”相关的各个方面工作，包括财政、税收、金融、流通、民政等。中央农研室也是当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起草单位，是对农村工作提出政策引导的主要部门。

当年推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有过争议，搞农村政策研究的人并不认为应该意识形态化地描述，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作绝对正确的伟大创举。在讨论中有人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引发的问题更多，因此才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我也曾提出“如果农民分产经营就是市场经济新体制，那么小农经济几千年来岂不就是最现代化的制度”？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争论中艰难推进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在地理、气候、资源、物种、人文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千差万别的超大型大陆国家，要想深化改革，就得将改革内容分成几个大的领域，结合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因此，当社会上期盼中央一号文件变成全国统一部署的标准政策时，在我们自己内部先形成了在各地搞试验区的讨论，我们认为继续用一个中央文件指导全国一盘棋、齐步走的改革，不是千差万别的农村地区真正需要的改革。真正的改革政策应该是分散风险的低成本制度变迁，所以需要分区试验，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形成不同的政策导向，这才是一个客观合理的政策过程，才能真正有效地用政策来指导各地不同的发展类型。

虽然客观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但是，中央农研室在1987年暂停发布中央一号文件，改为以不同地区的改革试验来指导农村政策研究，形成对各地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政策体系；即使是同一个类型的政策，也要在不同条件的地区做试验。

比如，制定土地政策时我们就选了贵州湄潭——山区土地分割细碎，碍难再做调整；江苏——乡镇企业高度发达地区，有足够的工业产生剩余来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山东——平原地区水利条件完善，适合规模经营；广东南海——高度发达的大城市郊区，农民的工业收入高于农业收入。由此可以看出，当年一个制度调整的试验，我们要选至少三个不同地区。

1987年，试验区办公室初创时，我负责项目审批的前期调研工作，有大量机会到不同类型的试验地区做比较研究，每个地区各有经验，也各有教训，没有对错好坏的一定之规。没有哪个地方的经验就一定是全国普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