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明冲突论”的批评和相关论战：

反映了西方中心论、种族沙文主义和霸权思想。

更激烈的流血冲突和政治对抗不是发生在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文明内部（什叶派和逊尼派）。

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不会联手对抗西方。

相关论战涉及5个理论问题：

（1）文明因素的政治作用有多大？

（2）世界各文明正在走向冲突还是走向融合？

（3）在西方同非西方的斗争中谁将占上风？

（4）西方的主要挑战者是非西方中的哪个力量或力量组合？

（5）文明范式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其他范式是什么关系？

“文明冲突”论战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冷战后的世界政治证实了亨廷顿观点的深刻预见性和偏颇之处。今天的美国国内政治分歧和国际恐怖活动，都为他20多年前所预料。美国的民族国家认同何在，政治自信何在？多元文化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之争，是当今美国政治的主线。西方和非西方的区隔，确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政治特征。

关于儒教文明同伊斯兰文明合作对抗西方的预测是错误的。但中国文明向何方发展，如何弥补精神信仰的缺失，纠正道德失范，如何同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相处，是“真问题”。国际政治不是简单的国家权力和利益的斗争。利益之争通过文化价值观“透镜”可以无限放大。21世纪的世界意识形态分野在哪里，值得思考。

亨廷顿开辟了研究世界政治的另一个视角。他不相信“理性选择”，因为宗教信仰、文化认同，都不是建立在理性之上，而是感性的，与生俱来的。他不认可文明融合的看法，指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论，都认为自己掌握绝对真理，都在某一阶段不能宽容其他宗教。宗教改革和政教分离后，西方社会走向多元和宽容。今日之伊斯兰教却最不宽容，偏好暴力倾向。

伊斯兰国家最终能实现现代化吗？能接受西方民主政体吗？伊斯兰激进势力形成的深层原因是什么？缺乏政治载体的伊斯兰主义是否构成对西方的主要威胁？也许，斯拉夫-东正教的俄罗斯，或者充满文化优越感、日益崛起的中国，才是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这些都是文明冲突论战中提出而尚待解决的问题。

有中华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等等，是否存在一个同西方文明相对的“东方文明”？“东西方文明”、“亚洲价值观”之说大可质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文明已经衰落，东方文明或中华文明将拯救世界”的观点很流行，但值得商榷。

亨廷顿的中心命题之一是：美国需要外部敌人来界定和维护自己的民族国家特性。“对于美国来说，理想的敌人该是意识形态上与自己为敌，种族和文化上与自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这一思维方式逻辑性强。在国际上普遍存在。比如孟子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出生于黎巴嫩的美国学者阿贾米在悼念亨廷顿的文章中感叹道：“我们今天的学术界没有人能同他比肩。他为之贡献终生的领域——政治学，已经基本上被一代新人巧取豪夺了。他们是相信‘理性选择’的人，靠模型、数字而工作，用瘠薄枯燥的行话来写作。”

亨廷顿的学者和政策谋士双重身份既有区别，又相互影响。他的著作横跨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领域，带着厚重的沧桑感，凝聚着人文素养，也渗透着丰富的个人阅历，包括环球旅行的观感。他的学风属于那一代人，正统、保守，却包藏着尖锐甚或偏激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