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认同政治）的概念

“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个人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identity），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对这种身份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在许多欧美国家，身份政治成为不断分化的身份群体争取承认和获得权益的活动。政党及其领导人通过笼络身份群体而巩固并扩大选民基础。为了追求差异性和本群体的“尊严”，自由民主国家于是走上政治分散化、极化和分裂。

全球化时代，人们对本民族（族群）、本国、本地区、本宗教群体的认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几种认同又往往是相互交叉的。

先天身份：地域（香港、中东）、国家（中国、埃及）、民族（汉族、阿拉伯）、肤色/族群、血缘、性别、性取向、文化、宗教

后天身份：阶级、党派、职业、教育程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年龄

每个人都可能有多重政治身份（认同）。他可以同时是约旦王国公民、穆斯林、逊尼派教徒、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可以是中国公民、中共党员、维吾尔族、新疆人、民工。作为公民的个人和群体，最深、最根本的认同是什么，“我是谁”、“我们是谁”，才是问题之所在。在中国，要求国家认同、民族认同、阶级认同、政党认同、意识形态认同、文化认同等等的一致性，但已经出现（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认同的多重性和多样性。

有许多学者论述了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的“身份”问题。梁启超、费孝通、王庚武、许倬云、葛兆光、马戎等等。历史学家葛兆光认为：“理解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可以有三个向度，即历史、文化和政治。从历史角度说，‘中国’在空间上是一个边界移动的‘中国’；从文化认同上说，中国是一个边缘虽然有些模糊，但核心区域相当清晰和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从政治体制上说，很多人笔下口中的‘中国’，常常指的是一个王朝或一个政府，而这个政治意义上的王朝和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更不是历史论述中的中国。”

社会学家马戎提出的问题是：“种族冲突与族群矛盾是长期困扰人类社会的一个核心议题。近年来中国的族群问题越来越受到全国民众和世界各国关注。其中，族群平等和中国政府的少数族群优惠政策逐渐成为讨论焦点之一。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民族/族群平等”这个普遍接受的普世性原则？应当如何分析政府以少数族群成员为对象的各种优惠政策的理论和法律依据？……”

当代西方已陷入身份政治的深渊，造成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危机。身份政治作为对身份歧视和身份压迫的矫正和反抗，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成为少数身份群体反抗主流身份霸权的武器。但是，身份政治以其身份重叠、身份固化、身份冲突和身份隔离的特性，打着平等、公正、尊严的旗号，煽动民粹主义，掩盖阶级矛盾，深刻地分裂着社会，威胁着很多国家的政治稳定。

三、“文明冲突论”再评价

1993年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政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和1996年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问世20多年来，引起的政治争论和学术讨论长盛不衰。这至少证明，“文明”问题是同当代世界政治密切相关的。

“精神文明”、“亚洲文明”、“工业文明”、“伊斯兰文明”、“文明礼仪”、“校园文明”等诸多词语里说的“文明”，意思大不相同。“文明”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形态、阶段或组织，同文化、教育、科学、道德、礼仪相联系；二是一个民族、国家、地域或具有共同精神信仰的群体的文化遗产、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也可以指其某一断层。

亨廷顿指的“文明”属于第二种含义。他说：文明是一个文化单位，是最高的文化群体，是范围最大的文化认同，文明之间的最大区别不是种族或民族，而是宗教。今日世界的主要文明是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还可能有非洲文明。

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斗争和大国争霸不再是世界政治的中心议题。新的焦点是“西方同非西方（the West and the rest）的对立”。对西方的最大威胁来自于伊斯兰激进势力，而非任何大国。“伊斯兰同其他文明的断层地带到处流淌着鲜血。”。他断言儒教文明将同伊斯兰文明联手抵抗西方文明。

亨廷顿说，西方文明不具备普世性，不要以为西方文明能够改变或整合其他传统文明。9/11后，他反对在美国利益未受到直接损害时，干涉伊斯兰世界的内部事务，强行推行西方化或“民主化”。他明确主张文明间对话，相互宽容。“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亨廷顿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反对宣扬全球化，不主张美国“张牙舞爪”，而主张“独善其身”。文明冲突论的核心是担心冲突发生在美国国内，美国在多元文化主义中“变质”，抛弃WASP（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文化。2004年著书《我们是谁》，对新移民带来的文化、宗教、种族的多元化忧心忡忡。在这个意义上，亨廷顿是论证“身份政治”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