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1987年第一封电子邮件连接的许可问题。在中国，众所周知的是第一封电子邮件发送时，CSNET仅仅是非正式接受（“OK”），而不是正式同意（Permission），换言之，这个连接是临时性的，没有任何保证。但几乎没有人知道的是，当时白宫否决了这个许可。1987年，Steven Wolff的确给了LawrenceLandweber许可，允许给中国开放电子邮件连接。但第二天，他们就得到白宫通知，宣布这个许可无效。

这时，Steven Wolff的处世哲学起了关键作用，“不是事前申请许可，而是事后请求谅解”，这类似于中国的“先斩后奏”。因此，Wolff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而Lawrence Landweber等人也坚信，对方是白宫，他们是科学共同体，政治归政治，学术归学术。在关键时刻，科学家们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坚持互联网应该排除政治因素的影响，坚持互联网应该是开放的，从而将中国纳入到国际互联网共同体。

这些人的努力一定意义上也保证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建立的网络后来能够发展成为互联网，促成了国际互网的形成与统一。这种合作哲学赋予了互联网公共事物（Commons）的特性。

steven Wolff的默许造成中国进入互联网的既成事实，从而为后来美国政府的让步打下基础。1992年6月，中国科学院钱华林教授在日本参加INET’92会议，专门造访美国负责互联网接入的人员，初步探讨中国的全功能接入问题。在1993年INET会议上，钱华林教授再次重申这一请求。科学界大部分对此持支持态度，但政治因素使得阻碍仍然很大。1994年，钱华林等人告诉胡启恒（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功能接入的测试非常成功。

左一为钱华林教授

因此，1994年4月，胡启恒专门访问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与Neal Lane博士会面。后者当即决定安排胡启恒与Wolff会谈。Wolff答应这一请求。几天后，中国实现全功能接入。2007年德国会议中，Wolff回忆到，如果没有当年中德之间成功的电子邮件连接，1994年美国政府对中国全功能介入的许可将有可能被推迟很多年，就像他们对北朝鲜所做的那样。当时，没有人敢试图将互联网接入那些国家。

青年时期的胡启恒

中国成功接入世界互联网，来自国际共同体的努力。这种国际合作与共同努力，超越民族与国家边界，超越意识形态，超越政治因素的干扰，促使互联网的形成与统一，并最终形成一种人类自主创造的公共事物（Commons）。今日的互联网，注入了更多的商业因素，更多的国家利益，更多的意识形态，与早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不可否认的是，唯有以公共事物看待互联网，互联网才成其为真正意义的互联网。因此，思考今日互联网治理的问题，承认和尊重历史事实，超越网络霸权和战争思维，共同推进全球合作治理互联网这一人类最大的公共事物，才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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