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随着戈尔巴乔夫推行国内改革和放松对东欧管控，独立情绪在波罗的海地区日渐高涨，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拉脱维亚人开始不顾官方禁令，到自由纪念碑前集会，表达对莫斯科的不满。面对国内局势突变，当地政府一边忙着围堵，一边又在道加瓦河西岸大兴土木，建设卫国战争胜利公园。公园内的核心建筑是与自由纪念碑隔河相望的“拉脱维亚和里加解放者”雕塑群。

胜利公园的主体建筑

和苏联人对待自由纪念碑的态度相似，拉脱维亚族百姓对胜利公园建筑群普遍不抱好感。有人戏称解放纪念碑好像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弱小民族竖起的中指，还有人说红军战士雕塑完全是侵略者耀武扬威的写照。苏联解体后，拉国内右翼团体针对胜利公园的破坏活动层出不穷。

拉脱维亚和里加解放者雕塑

时至今天，每逢5月9日，拉脱维亚的俄罗斯族人依然会到胜利公园献花，缅怀从法西斯手中解放里加的红军英雄。上述行为虽不被政府禁止，但在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看来，无异于俄罗斯人对他们的刺激和羞辱。

另一方面，同样地处城市中心轴线上的自由纪念碑如今既是举办官方活动的场所，也是各路政治集会的集合地，其中最受争议的，莫过于每年3月16日举行的纳粹党卫军拉脱维亚军团纪念日游行。支持的一方认为，与纳粹德国并肩抗击苏联殖民者的拉脱维亚族战士是名副其实的民族英雄。但在反对者，特别是国内少数族裔眼中，这样的纪念仪式是荒谬糟粕的历史反动。

在自由和解放纪念碑前聚集起来的人们视彼此为异类，均把对方从事的活动看作挑衅行为——两座纪念碑的对峙，成为拉脱维亚国内政治、族群和价值观矛盾的生动写照。

在解放者纪念碑广场参加义务劳动的俄罗斯族市民

四、“打扫干净屋子”：苏联时代的纪念建筑何去何从？

上世纪90年代初，波罗的海三国重获独立，“打扫干净屋子”成为当时一句流行口号，一方面是指要清除政府内的“赤色分子”，另一方面也有改造城市和国家风貌的内涵。前苏联时期的各种政治标志和纪念建筑，显然是这场运动的众矢之的，但在实际操作上，针对不同对象的处置手段又不尽相同。据我个人观察，可简单区分为如下三种情况：

第一是移除苏联时代的政治符号、标语、人像和艺术作品，小到一栋居民楼上的镰刀锤头装饰，大到城市中心广场上的历史人物雕塑，都属这一类。无论是丢弃销毁，还是暂为保存、另行展览，对这类标志物的处理一般不会引起太大争议。上篇文章提到的立陶宛格鲁托公园就是一例，在俄罗斯国内也可看到类似的转移安置做法。

第二类是前苏联兴建的犹太遇难者纪念碑。这些建筑一般都会得到妥善保养，甚至是定期翻新。诚然，波罗的海小国面对纳粹德国入侵，总体上抱着配合、支持、利用的态度。当地政府和民族主义者希望借助德国的进攻瓦解苏联的力量，在此过程中，对纳粹残害本国犹太人起到了帮凶作用。这段历史是三国争取民族解放光辉史诗中的污点，长期以来官方一直较少提及。

不过，苏联时期建立起来的大屠杀纪念碑，主要是针对纳粹德国的，与波罗的海国家极力塑造的纳粹受害者身份并不冲突。更何况对这些建筑的保养，往往也是由德国或海外犹太团体出资。

拉脱维亚萨拉斯皮尔斯集中营（1941-44）遇难者纪念园，1967年竣工

第三类，也是最为敏感的，是对苏军烈士墓和解放纪念碑的处置。任何针对它们的搬迁、改造或破坏行为都可能激化国内民族矛盾和波罗的海国家与莫斯科的对立。2007年4月，爱沙尼亚政府决定将塔林市中心自由广场上的红军铜像和烈士墓迁往别处，立即引发国内俄罗斯族的抗议和暴动，也招来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莫斯科曾威胁制裁爱沙尼亚并断绝邦交，所幸当时俄欧关系尚且缓和，爱沙尼亚政府又为移灵举行了庄重的仪式，事件才得以妥善收场。

从塔林市中心迁至爱沙尼亚部队陵园的红军解放纪念碑，拍摄：Maxim Nedashkovskiy

前文提到的里加胜利公园雕塑群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拉脱维亚曾与俄罗斯签署协定，负有保护红军墓地和纪念碑的义务。即便如此，国内党派和社会团体一直未曾打消对胜利公园进行改造的念头。有的建议政府和莫斯科修约以拆除纪念建筑；有的提议借鉴塔林的玛利亚山方案，在保留苏联标志物的基础上，把胜利公园建成一个共产主义遇难者纪念馆；有的持温和态度，认为对历史遗迹加以保护，有助于人们了解拉脱维亚和里加的多元历史和文化；还有的立场激进，直接把炸弹埋在解放纪念碑下。

里加郊外一处被破坏的苏军墓，金属浮雕上可见弹痕

有关前苏联纪念物如何处置的讨论，反映了波罗的海三国内部族群关系、价值取向、社会历史观、以及对外关系方面的多重矛盾，正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这些对立和分歧中，最突出的还要属占主体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民族与位居少数的俄罗斯族之间的矛盾。针对这个问题的实地观察我将在本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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