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我们的确要构建中国话语、中国的概念。很多学者都在做这方面的事情。

潘维老师最早将我们的政治制度称为“中华体制”。我们自己政治实践中的理念和哲学，比如群众路线、政道思维等，现在有学者把它们提炼出来，给予适当的定义和运用。

赵鼎新的《儒法国家》也是这样一个例子。在他之前还没有人把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用社会科学的模式来解释。

这些工作就是将中国作为一种现象去研究，用一些西方人都能理解的词汇和话语描述出来。有一本书讲过，先要总结出来，下一步在构造话语时尽量照顾到别人能接受和读懂，不要强调中国特殊论，逐渐就可能扩大它的影响。

第二步，要去研究、解释和描绘表述中国以外的现象。现在的学者只是把中国的研究搞好，但真正要创造中国的话语权，必须走出去。

当然这不是几年内的事情，是未来一二十年的事情。现在中国经济和各种力量，触及全球各个区域，我们的知识也要跟上。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是和美国在二战之后变成世界第一大强权国家并行发生的。现在我们进入这个阶段。我们不是和美国或其他国家争夺全世界，而是自然而然地走向、融入全世界，这要求我们对世界各地形成自己的知识。

这需要用到现在的社会科学形成话语，已经有的一些话语和工具，包括从中国的经验和现象产生话语，从当地的经验现象产生话语，超越本地，超越中国这个“本地”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本地”，来获得通用性。

知识话语体系的转移要靠代际替换。我们的高等教育和知识人才培养体系有两个方面需要改革。我们作为大学老师，一部分工作是自己要做研究，另外一部分是培养下一代知识人员。通过培养新一代的知识工作者，使得他们采纳和推广新的一套话语体系，话语体系的替换就逐步发生了。

我认为我们社会科学领域，一是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让研究生接受更加系统的学术训练，有更多的时间做田野研究；二是是在综合大学当中，将社科类的学院与外语的专业整合在一起，培养研究世界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下一代知识工作者。

（本文根据作者在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发言整理，原载于“开放时代杂志”，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