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知识分子把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成果变成了“欧洲”的古代文明遗产，给现代的欧洲制造了它本来不存在的古代历史。

文艺复兴之后，资本主义兴起了，一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家呈现了群星闪耀的局面，比如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等。正是这一批思想家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人权、自由等观念。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讲得没有错，近代化过程中西欧国家建立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只不过现在这样说的话，可能会被某些人视为政治不正确。

将民主与选举政治或选举制度结合起来、等同起来，则要到19世纪末。欧洲主要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脉络，都变成了逐步扩大选举权，最终在20世纪初基本实现了全民普选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意识形态、全球政治竞争常态化，西方于是垄断了对“民主”的使用，将非选举政体都定义成非民主的政体。我们讲的现代的政治学和现代的社会科学，主要都是二战以后，在冷战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也主要是西方的大学和学术界发展起来的。

这个西方中心的社会科学和政治学体系，有非常好的部分，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也需要全面地学习。但是在话语体系上，在政治学领域，基本上选举政体成了民主的同义词，非选举类的政体就变成专制，这是如今“民主”概念的形成历史。

我们不能否认20世纪中叶以来，西欧和北美的政治发展和治理实践，对人类的治理思想和理论做出了贡献。西方政治与治理实践中有很多有益的成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事实上，我们近二三十年来也在积极地学习他们的东西。

但是对民主这个概念的垄断，则完全是意识形态争夺和冷战世界格局影响的结果，而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竞争是当年这套话语体系形成统治力的根本推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就成为了一个规范化的概念。

本来，一个在政府组成中是不是采用直接的普选来决定立法机关或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可能仅仅是一个政府形式的区别。以此为标准将各个国家划分成各种“政体”，我觉得就有问题了。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政体话语体系，实际上含有很大的道德化能力——是否举行直接选举在区分政体类型的同时，也对非选举类政府实行了污名化、非法化（de-legitimation）。

由此带来的认识论后果是，第三世界国家和知识精英的想象力被这样一个话语体系和道德主义框架限定。国内的学者就把自由民主当做一种理想、一种启示、一种方向。反过来自由民主的概念就成了一种霸权或者一种压迫，也就有了话语权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