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掌握了一套话语权，你没有办法提出反对的、替代性的叙述，你就被压迫了。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谈论民主的时候，往往是一种想象的民主，批判和幻想都是建立在对某一种体制的想象之上。民主变成了想象，不是真的某种政治体制，而是人们在想象民主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那样的。

我们不能否认，1940年以后北美的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从技术层面来讲，在研究的科学主义和方法论等方面，的确是很有成就的。

我们在国内做调研非常好，但是在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上，我们还是需要借鉴很多西方的东西。我们去搞调研，在价值观念上，或者意识形态和话语上，都可以坚持自己的特色和价值体系，乃至开创新的体系。但是在方法和技术上，还需要学习很多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东西。研究生要接受方法论的训练，尽快在方法论、研究设计方面，赶上西方的学者。

政治学作为一个现代的社会科学学科，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基本成型，之后继续发展。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美国政治学的主要做法，也多是叙述和讨论。到了五六十年代，开始有实证的研究、科学化研究，同时引进其他的理论范式，比如理性选择学派、博弈论等。这样在研究设计和方法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这是我们后发者的困境或挑战。我国在1980年以后重建政治学，需要先补课，再超越。有学者说了，我们什么时候补完这个课？别因为要补课，我们就永远在后面，摸着石头补课，不停地把西方的东西搬进来，结果一直在摸石头而忘了过河。摸石头过河而忘了过河，就是忘了我们学习西方学术界的东西最后是要超越他们。

超越不见得是“超过”。在话语方面，更可能是“transcend”，摒弃到目前为止占统治和霸权地位的话语，推动形成替代性或竞争性的话语。没有这样的目标，那就是一直在补课，一直在摸石头而忘了要过河。

怎么办？构建中国政治学的中国话语体系，首先我们还是要抑制和避免学术民族主义。所有问题都说西方错了而我们是对的，一切按中国的来，这叫“学术民族主义”。不能太着急，学术民族主义是不行的，超越对方要有耐心，要慢慢来。

第二，简单地讲中国例外论也不行。说中国和西方不一样，中国的理念、政治不一样，讲中国道路、中国特色来拒绝西方的话语体系，也不行。

要形成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话语，还是需要超越中国例外论。要超越单独国家的案例，超越国界以后还能够被适用，只适用于中国是不够的。《开放时代》一直努力在这方面构建中国话语，这非常有益。

第三，光否定和拒绝西方这一套不行，要想办法建构。中国的存在不能被西方学者忽视。最近就有人提出新的叙述了。

第四，比如说最近有一本书，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和一个学者合编的，比较印度和中国，书名叫《超越政体》（Beyond Regime）。我还没有读这本书，但感觉作者的意思是比较印度和中国，是不是可以不要讲一个民主一个非民主，不要考虑政体概念。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努力，不过还不够，这只是有一定的自主性的意识，在想办法超越现有的话语框架。

他们或许提出了政体思维应该被超越。但是用什么新的话语来组织我们的思想、知识呢？这就需要新的概念和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