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美国

特朗普又做得如何呢？美国过去20年的经济都萎靡不振，遭遇新冠疫情的打击后更是雪上加霜。美国失业人数重新攀升、经济增长乏力、制造业流失以及资产财富过高，这些问题都已经根深蒂固，且更加激化了美国红蓝文化的矛盾。

特朗普当然是这种现象的表现，而非原因，不过他本人更是助长了国内各势力极端化的势头。正如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所说，他明摆着要跟民主党执政的“失败的、高犯罪率的”州市对着干。

即便按人均计算，这场疫情给美国带来的损失并非全球最糟糕的（目前已经有213,000人死亡，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但鉴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以及名义上医疗支出的惊人占比（占GDP的17%），当下美国染疫的数字依旧远远高出它应有的水平。

满嘴胡话的特朗普面对疫情时的疏忽大意该为这一切负多大的责任呢？外界对他诟病最多的便是他不顾一切地贬低戴口罩的作用，并把这个问题政治化，将本是防护病毒传染的举措演变为文化争斗中的武器；接着他又无理地拖延了联邦总动员以应对国家级危机的时机，使得病毒加速传播；还有他在5月敦促阳光地带（Sunbelt states）解封，导致了第二波疫情的反弹，这波疫情的确诊数比以往更多。

最后特朗普亲手把白宫变成了新冠病毒的孵化器，他在玫瑰园为候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举办的活动给新冠病毒超级传播创造了绝佳机会，以至于包括美国总统自己、第一夫人和他半数的竞选团队都因此感染。

以上对于特朗普的诸多指责杀伤力并不一样。即便特朗普不负责任地将戴口罩政治化，美国人似乎也还是愿意戴口罩。据报告，大约70％的美国人会戴口罩，即便是在共和党人中这个比例也超过一半。这个数字远比这一人群在丹麦和瑞典的比例高得多，在这两个国家的人民戴口罩的比例只有10％。

在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中，72％的美国人（包括将近一半的共和党选民）认为，特朗普未能对新冠病毒的风险予以充分重视。自7月以来，美国国内对他处理疫情的满意度一直停留在35％。联邦政府应对疫情的缓慢和无能已无可辩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特朗普最初对疫情轻描淡写的态度，加上他任命自己毫无经验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来监督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采购、存储和分发个人防护用品（PPE）和其他医疗用品。

这样的裙带风气更是影响了整个疫情应对措施。还有该机构长期存在的问题也在这次危机中一并凸显，3月和4月时各州之间疯狂抢着呼吸机、N95口罩、呼吸器、手套和防护面罩。

华盛顿纪念碑前的草地，每面国旗代表着10名死于新冠肺炎的美国人（图片来源：USAToday）

特朗普要为7月和8月的第二波疫情爆发而承担的责任要轻得多。虽然疫情横扫美国阳光地带和共和党基本盘所在地区，但相对而言新冠确诊数偏高但死亡人数相对较低。美国人口最多的加州贡献了最多的确诊数，这个州是民主党在执政。

总体而言，正如罗斯·道萨特（Ross Douthat）所指出的那样，对美国近25万例死者而言，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的社会因素，不管是在特朗普上台前还是下台后，这些因素都不会改变。这些因素包括：医保体系价格高不可攀，而且远没有覆盖所有人；不少人没有稳定的工作，薪水也低，他们不敢不工作；社会里充满着阶级和种族歧视；国民基础健康状况不佳（例如美国肥胖病流行），美国人一生都要面对各种来自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压力。

疫情应对最好的地方是韩国、中国台湾、日本、越南和德国，他们不但像福山说那样，政府有出色的执政能力，而且他们社会的贫富分化也不明显。即便在拉丁美洲，相关减贫的政策也在疫情中证明了它的价值。

特朗普对总统第二任期的展望取决于蓬勃上涨的股市、减税后带来的财富效应以及缓慢而持续的经济复苏（这是2020年初的特征）。但事实却相反，美国经济在经历了历史记录上最严重的衰退之后，经济复苏的程度并没有超过原有的60%。

9月初，美国失业率为8.4％，几乎是疫情前的两倍，全美发放的每月600美元失业保险计划也已经到期。小型企业的收入下降了19％，休闲娱乐部门更是下降了48％。全美依照破产保护法第11条进入破产程序的人数比2019年增加了一半。

由于疫情，四分之一的劳动力仍然在家工作。有孩子的家庭中有接近三分之一吃了上顿没下顿。佛罗里达州的休闲旅游业已被摧毁，那里有14,000人死亡，仅在迈阿密-戴德市就超过3000人。威斯康星州的病例激增，密歇根州的病例重新上升，宾夕法尼亚州每天的新增确诊数稳定在900个左右，该州已有8,000人死亡。俄亥俄州每天有1000例新增病例，该州就业人数仍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如果特朗普因新冠病毒死亡或丧失能力，即便由副总统彭斯代替他参选，这次选战的结果也不会改变。拜登已稳操胜券。

他的胜利能否“激发”美国的不满？疫情本身只是激化了这些早已存在的因素。全美平均死亡人数中，低收入的拉美裔和非洲裔比例最高。封城和保持社交距离彻底消灭了许多低薪服务业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在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后出现的。

救助法案在国会的通过（救助企业的金额高达数万亿级美元，相比之下，家庭方面的援助支出相形见绌）证明了两党对美国现有的政治秩序的支持。针对这个法案，民主党中只有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简写为AOC）、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零星几人持不同意见。

在充满压力的社会中，来自疫情的额外焦虑在带来问题的同时也孕育着新机：美国出现了互助网络，枪支销售量飙升，无耻警察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野蛮暴行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示威游行。

和法国一样，美国境内充满了社会冲突。3月初，大家认为封城令会让相关活动偃旗息鼓。可事实上，社会运动热情有增无减。劳工网站《发薪日报告》（Payday Report）统计，过去六个月中美国发生了数百次罢工，其中包括：内布拉斯加州和明尼苏达州的肉类包装工人、宾夕法尼亚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养老院员工、弗吉尼亚州的公交车司机、佛罗里达州的建筑工人、亚马逊员工、卡车司机和快餐店的打工人。

6月9日，即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葬礼举行的时候，美国的码头工人和装卸工团结起来，为声援“黑人的命也是命”，关闭了该国的港口。随着今年秋季学期开学，大学可能会成为新的前线。同时，在智利和哥伦比亚，激烈的抗议者高举着标语“饥饿”。

特古西加尔巴[2]、巴拿马、墨西哥的瓦哈卡和普埃布拉以及印度的孟买和苏拉特都发生过哄抢食物的暴动。埃及、黎巴嫩和伊拉克的民众愤怒情绪一直在增长，白俄罗斯和哈巴罗夫斯克也面临着一样的情形。未来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民粹主义的消失，还在于这些大规模抗议活动结束后，在未来的十年里又会演化出什么样的新政治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译者注：

[1]该公司业务模式类似支付宝。

[2]洪都拉斯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