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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苏珊·艾丽斯·沃特金斯】

我们要如何思考新冠病毒疫情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外交事务》夏季刊上撰文，粗略勾画了这场旷日持久危机的未来，并指出这次疫情在暴露民粹主义者外强中干的特性的同时，彰显了专业人士和专业知识的优势。

博索纳罗现在已经陷入困境，特朗普也没能领导美国。相比之下，默克尔的表现则相当出色。福山随后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时表示，新冠疫情可能会“戳破民粹主义的泡沫”，因为“糟糕的现实和民粹主义者息息相关。”

该论调随即被《金融时报》的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所引用，他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题为《新冠病毒能杀死民粹主义》的文章。拉赫曼在文中表示，特朗普和博索纳罗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在面对严峻现实时无能为力，而默克尔处理危机的表现则极为出色。总而言之一句话，“自由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展望未来。”

伊沙恩·塔鲁尔（Ishaan Tharoor）也在《华盛顿邮报》上发文附和，“极好的反民粹主义者”默克尔已经是政坛女杰，而特朗普和博索纳罗治下的国家则遭受着西半球最严重的疫情侵袭。“伴随着确诊数的急速上升，他们的总统支持率也如自由落体般下降。”

聪明的专家不会妄下定论，无一例外。从全球的视野来观察这次疫情，他们的说法真的站得住脚吗？实证结果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关于新冠疫情的数据通常不可靠，因而缺乏可比性。确诊总数仅能凸显出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中数字上最大的那个。

衡量疫情影响更有意义的指标应该是平均死亡人数。以这个数据来看，美国和巴西绝不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由中右翼执政的秘鲁因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就高于美国和巴西，每百万人里有1028例死亡，这个数据也为全球最高。接下来是自由派领导的比利时（884）和玻利维亚（721）。后者的临时总统是右翼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党的阿涅斯（Áñez）。

这三个国家的每百万人死亡率均高于博索纳罗所执政的巴西（707）。而右翼富豪皮涅拉（Piñera）领导下的智利（698）、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执政的西班牙（696）和中左翼总统莫雷诺（Lenín Moreno）治下的厄瓜多尔（687）所面临的疫情挑战都比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645）和保守党掌权的英国（638）更为严峻。

单就概念而言，“民粹主义者把事情搞砸”这个说法不管从意识形态立场、流行病学能力评价还是（希望的）选举结果上，都淡化了新冠疫情所产生的不同层面的深刻复杂的影响。该病毒肆虐的背景是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环境，国与国间等级分明的世界秩序以及各国间医疗、行政和社会资源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尤其某些国家的基础健康体系是依靠着几代人的积累建立起来。

秉承自黑格尔时代所传习的悠久历史传统，福山下结论时至少考虑到了这方面的因素。谈到有关政治和疫情的问题时，从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再到年鉴学派（Annales）及他们的后继者，该传统的激进派已经提供了一套经过经验的非常成熟的理论工具。因而我们能自由运用“事件”（event）、情势（conjuncture）和长时段（longue durée）（结构）这些概念。

它们帮我们更好地思考疫情涉及到的外在“事件”（event）、因疫情引发的国内和国际间的政治情势（conjuncture）变化和深层次的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竞争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问题。情势的特性和正起作用的外力将决定事件所造成的反响，同时事件本身所带来的的冲击以及相应的应对措施也可能会阻止、延缓、改变抑或放大并加速现有的趋势。

较之福山“混乱或自由主义成功”的二元结论，我们希望这篇文章能就新冠疫情后的政治影响提供更详实的观点。若我们要从历史角度思考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必须要回顾这次疫情中的几个时间节点。

今年二三月时，像中国、意大利和伊朗这些率先遭受新冠病毒冲击的国家对新冠病毒本身的了解还非常匮乏。可到了今年八九月份，世界对病毒的了解更加深入。可是由疫情引发的政治连锁反应将不仅止于2021年，还会在未来延续更长的时间，而我们对由此带来的迫在眉睫的世界债务危机目前还只有粗浅的了解。因而严格来说，下文中提到的内容只是鉴于写作当时的情况，是历史潮流中我们留下的临时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