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先生2018年12月1日在浙江大学华为阅读·DigiX读书会现场演讲《历史的力量》，观察者网全文首发。】

孙皓晖，共和国同龄人，生于陕西三原，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现任西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明史研究院院长。

历时十六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同时以创建“中国民族强势生存”“中国原生文明”理论，成为整体研究中国文明的重要理论家。

孙皓晖：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下午好！今天这个活动是《大秦帝国》全套出版十周年纪念。华为阅读、掌阅和中信集团三家，又以浙江大学为平台来搞这个纪念活动，我感到很高兴，也很欣慰。

今天我讲的话题是一个命题讲演，筹办者们给我出的话题是历史的力量。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好，因为它是一个最基础的话题，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那么历史在人类发展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人类发展从来都是由各种各样的力量在推进，我们都知道大家最熟悉的是生产力的力量，包括科学技术、劳动力素质、生产工具，还包括组成生产方式的市场关系等。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力量是多元的，但其中最容易为大家忽视但也是最基本的，就是历史的力量。

历史意识的力量

我们今天强调历史力量，主要指两方面：第一是历史意识的力量。一个民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就是历史意识的具体物化。

一个民族精神如何，承认和奉行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是民族精神和历史感知的最主要方面。任何一个发达的国家和民族，对自己的历史都有清晰的感知，尤其我们所熟知的近代史以来领先全球的欧洲发达国家，他们对自己的历史认识都非常清楚。这表现在他们对自己本民族中有伟大贡献的人物非常清楚，那些人物是不可触动的、不容批评的。

这是对一个民族展中静态出发点的肯定，因为它是决定我们本质的元素。而在中国，历史意识比较差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历史意识比较混乱。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我们对自己本民族5000年历史中，每一个历史阶段最重要的事变和最重要的人物，都不能得到肯定的回答。我们对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都是有争议的。

二是我们对一些基础性的东西不研究。我们的历史始终停留在事件和局部的技术研究上，对纺织史、会计史等各种专史的研究越来越细，但对基础的综合研究却始终忽视。

一个最大的例子是我们迄今没有“中国文明史”这样的理念，“文明”这样的概念和词汇也没有在我们历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邓小平1978年出来主持科教工作的时候，编了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大百科全书里边没有“文明”这个词条，这在世界上都是不可设想的。《辞海》编撰得相对全面，它是中国最有质量的辞书，但里边也没有“文明”这个概念，只有一行文明的解释，括号“与文化同”。这是我们对于人类生存方式基础发展这类研究缺乏的一个最典型标志。

历史研究领域的最高成果是历史哲学，这是将人类的历史研究上升到哲学领域，进行宏大的规则性和现象性研究。历史哲学最具体的高峰表现就是对各民族文明史的研究，我们国家非但没有文明史研究的总体成果，甚至连文明这样的概念都长期排斥。我们长期用文化来取代民族的文明这个概念，我觉得这是走入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误区里走出来，那么我们本民族的历史意识始终就清晰不起来。

因为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有清晰的感知，有价值观的判断，绝对不是把历史上的每一天、每一个领域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表现。中国历史记载的详细程度，已经可以具体到每一天都有相关记载，但我们说不清自己的社会有几个发展阶段，和西方是否一样？我们有没有奴隶社会？我们是不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排列方式对中国是否适合？我们都没有根本性的研究。

考古学的成果已经产生出来一个鲜明的结论，中国是没有奴隶社会的。中国在夏商周三代和春秋初期有过奴隶，有奴隶人口，也有奴隶这个阶层，但奴隶的人口数量绝对没有达到它成为主要生产力的地步。所谓奴隶社会就是以奴隶为最主要的生产力，它的产生必须是制度所产生。中国的奴隶都是战俘性的奴隶和罪犯性的奴隶，这样的临时人口是构不成主体人口的。我们发掘的所有夏商周三代的古墓，但凡有群体性尸体出现的，奴隶最多也就数十个人或者数百人，以上千计的极少。就是说无论是史料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证明我们的奴隶人口是极少的。所以中国史学界和世界考古史学界对中国的这一发掘都给予重视，都认为中国基本上没有奴隶社会。奴隶到清朝都没有废止，官府存在一些具有奴隶身份的人。

如果我们没有奴隶史，那封建社会呢？这又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概念。按照事实本质讲，封建这个概念指的是夏商周三代，封建诸侯才叫封建社会。封藩建卫，秦始皇帝统一中国，创造中国统一文明，消灭了诸侯分治以后，本来是把封建消灭了，但我们恰恰认定从战国时代到明清，中国最后的古典文明时代，是封建社会时代。

这完全是一个张冠李戴的事，我们对此进行学术梳理，误会和交错关键在这里。马克思研究西方社会形态的时候，他对封建这个状态的描述，指的是中世纪那种诸侯林立、城邦林立、封地领主林立的分割自治状态，每一个状态都独立成立。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以后，因为中国语言的丰富性，中国学者就立即在中国语言里找到了封建这个概念来对应。欧洲那个概念和夏商周三代的诸侯林立是一样的，所以用封建靠上去正好。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说中国也是这个社会。但由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民族革命和救亡图存以及寻找革命必然性的紧迫性，就出现了张冠李戴的情况。如果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给中国套用也适用，那就说明中国当时爆发革命在理论上的必然性成立，所以认为中国也有奴隶社会、从秦以后就是封建社会。那么到当时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也出现了，就是半殖民地社会。二十世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深入自觉地融入全世界，能够打破以西方为本位的历史研究理念，能平等看待和比较全世界文明的时候，我们才蓦然发现我们历史的分析有这么多错误和需要清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