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不，谢谢你，斯蒂芬。但实际上，我非常同意你的评估，即用双边赤字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真正正确的方法。你认为未来我们如何走出这场危机，我们的贸易关税冲突，如何能渐渐摆脱这些情况？

斯蒂芬·罗奇：从美国方面来看，拜登总统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从而他对中国会保持强硬态度。但是，美国的领导层很狡猾，民意调查似乎在指导政治家采取的每一步，但最后当领导人有勇气采取不一定与短期民意调查结果一致的强硬措施时，他们就会成功。因此，如果你问我拜登总统应该做什么，顺便说一下，这不是他问我的事情。

要充分说明一下，我来告诉你，我没有与他的中国团队沟通，我直接通过我写的东西和我说的方式（沟通）：我认为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许多艰难的结构性问题，事实上这是由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不一定是基于最有效的证据上提出的，但最终对（中美）两家“公司”的长期竞争力和繁荣很重要的问题。

像创新政策、技术转让、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网络安全、外资并购造成的垄断问题，这些都是真正重要的问题。两国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分歧，我更愿意看到我们真正专注于发展一个框架来解决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双边贸易问题，这是我们宏观经济积累和平衡的产物。

我在即将出版的书中写到，我希望是一个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框架，即回到谈判桌上谈判双边投资条约。我们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了大约10年的双边谈判，直到特朗普在2017年上任，他停止了，而我们大概完成了90%到95%的工作。双边投资条约很重要，因为它侧重于两个伙伴的经济增长，他们可以增加进入对方市场的机会，只要这种机会是通过谈判达成的，并由强有力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来保证，我们又完成了90%到95%的工作。

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回到这个框架，我们将更有效地解决我们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主要结构差异，并在一个有利于增长的双赢框架内这样做。贸易战是两败俱伤的，技术战是双输的，新的冷战也是双输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辉耀，如果保持我们在过去4年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前9至10个月所从事的框架，我们将保持在这种失败的状态。我们必须想出一个新的框架，我在这本新书中写到了这一点。

增进沟通，中美或许需要一个“联合办公室”

王辉耀：是的，很好。我认为你已经提出了很好的想法。正如你所说的，这个双边投资条约在2016年他们举行G20会议时几乎要签署了。CCG顾问、财政部前副部长朱光耀当时正在协调财政部长的G20会议，然后他告诉我，当时几乎已经完成了，可以在那年杭州的G20会议后签署这个条约。所以我们绝对需要一个框架来真正参与对话，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不断增加实体制裁名单。

我们看到一些更多的实体企业被添加到制裁名单上，实际上这不仅危害了中国的商业，而且也伤害了美国的商业。因此，你认为我们可以真正合作的方式是什么？

斯蒂芬·罗奇：是的，你说的很有道理，辉耀。有一些领域具有全球影响的共同利益，这两个大国有巨大的动力一起工作。我只想强调其中的三个，你提到的可能比这更多。但对我来说，它们是最重要的那些，提供了最大的机会。我们的全球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和网络安全。而这三个领域，我认为，我们似乎应该所有人一起在气候变化领域努力。特别是在COP26会议上，美国和中国在COP26会议结束时宣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它没有真正包含任何新的革命性的突破，但它确实包含一个联合承诺，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中美关于在2020年加强气候行动的联合格拉斯哥宣言。来源：美国国务院

在全球健康方面，疫情一直是两国合作的巨大机会。但在美国，我们更关注新型冠状病毒起源的争论，以及将全球大流行病归咎于中国，这使我们无法合作研究、科学发现以及分享公共卫生实践。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在网络安全方面，我们还没有形成合力来解决关键问题。

包括网络勒索、网络间谍、网络攻击，全球都面临这些问题。我们不仅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解决结构性问题，而且我们还需要找到一种两国之间沟通的新方法。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上个月举行了一次视频会晤。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两位领导人坐在电脑屏幕前。当然，他们也许可以每6个月一次，或者当他们可以再次出国时，共进晚餐或类似的事情。

我有一个建议是两个国家建立一个常设联合办公室。这将是一个由来自中国和美国的高级专业官员组成的办公室。他们将在一个中立国家的办公室里共同工作，比如瑞士，他们全职工作，处理中美关系的所有方面，从一些贸易和关税问题到技术问题，到健康、气候、网络问题，他们为政策联合数据库制定联合建议。他们还管理两国之间因他们签署的协议而产生的争端。这种关系太重要了。

即使在新冠疫情之前，也会有这些战略和经济对话。奥巴马时期每年只有一次，小布什时期每年两次。这还不够，我们需要一个全职办公室来真正将参与度提高到避免冲突所需的水平。而这是我的书中一个重要部分，谈的是双赢的冲突解决方式，我可以告诉你更多，虽然你不会买这本书，还有很多内容。

澄清一下，我不想要两个独立的办公室。我希望在一个中立的国家有一个办公室，每天都有中国的专业官员来与他们的美国同行一起工作。他们在一个办公室里一起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称它为联合办公室。这不是两个单独运作的机构，而是一个综合的处理方法，一起解决共同关心的领域问题。我认为这将远远好于让美方发展自己的观点，中方发展自己的观点，然后他们见面，他们走到一起。我希望他们在全职的基础上在一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