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沙青青】

1952年8月1日，第一届解放军运动会即“八一”运动会在北京郊区进行。除田径、足球、篮球、排球等常见运动外，“棒球”（Baseball）作为一项较冷门的运动同样被列入正式比赛项目。当时，全国六大军区及海军、公安部队皆派出棒球队参赛，竞赛场面之激烈不亚于其他球类项目。这也是新中国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棒球比赛。

众所周知，棒球是一项起源并繁荣于美国的团体竞技运动，亦被称为“美国消遣” （American Pastime）。19世纪末后，随着美国经济、文化及军事影响力在全球的传播与扩张，棒球运动开始流行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加勒比及拉美等地。尽管源自美国，但新中国成立后，棒球运动仍迎来一段短暂的黄金发展期。

1949年后，新政权对棒球运动持较为积极的姿态。1954年5月，国家体委审定并公布了《棒球、垒球比赛规则》。主要体育院校都将棒球列为主要球类课程之一，希望短期内培养一大批懂棒球的体育教师和专业人才。1956年国家体委正式提出要大力推行包括棒球、垒球在内的“比较新的运动项目”。同年4月，国家体委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棒垒球运动等级标准》，从专业角度确立了棒球的地位。

据统计，从1960年前至少举办过10次全国棒球大赛，其频率和规模远远超过民国年代。比如，1958年底“大跃进”如火如荼之时，还在上海举行过全国11个单位参加的分区对抗赛。然而1960年后，这项运动却在中国大陆急速冷却，渐渐丧失了竞技体育的活力，蜕变为对外宣传时的政治工具。

实际上，在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大力发展棒球者仅有中国，在苏联境内几乎没有一支棒球队。此现象背后蕴藏的复杂涵义，也远远超出体育的范畴，与新政权的社会管制策略密切相关，涉及意识形态宣传、统战乃至外交等诸多层面。

“军球”棒球

1952年第一届解放军运动会的竞技场成为棒球运动的新舞台，必然强化了其身上独有的“军事体育”特征。实际上，中共军队早在延安时期便开始接触棒球，并将其纳入“军事体育教育”的一部分。1939年前后，部分来自“日本士兵觉醒联盟”的日军战俘在延安及山西等根据地以棒球运动作为消遣，对此有兴趣的八路军指战员随后也开始学习并组织比赛。

1940年前后，在刘伯承麾下的129师的棒球运动尤为普及，还组织过专门的青年棒球队及正式比赛。刘伯承对军事体育非常重视，认为体育可以辅助军事训练。他特别提倡部队打棒球，以此锻炼臂力，对投掷手榴弹有帮助，而且器械简单，花费不多，还可以培养团队协作能力。为了开展简化的棒球运动，129师师办报纸《战场报》专门刊登了诸如《怎么打棒球》此类文章，使棒球运动在基层部队得以普及。以至于根据地传唱的《体育运动歌》中，都有“打棒球……看谁的臂膀粗”之类的歌词。

中共军队早在延安时期便开始接触棒球，并将其纳入“军事体育教育”的一部分。

抗战结束后，中共军队内部仍将棒球视为军事体育予以保留。1948年4月，刘伯承在起草《关于大别山斗争与全局问题》的报告中，甚至还以棒球为例写道：“我们今天摆的阵势就像打棒球一样，摆好几个垒。”

1949年下半年后，由于相关军事领导认为“棒球对锻炼体力、视力，培养正规军人勇敢进取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敏捷灵活的动作、迅速果决的判断力和配合系统等方面有特殊作用”，便号召在各基层连队推广。为了证明这种体育运动可以促进军事训练，《人民日报》还发文举例：“如某军区战士刘洪生过去打靶时，枪一响就要眨眼，命中率很低。自他练习打棒球后，枪响不再眨眼了，并大大提高了命中率。”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华北军区几乎每个团都有自己的棒球队。在棒球运动开展特别好的团，“每个连队甚至有两个棒球队，而且一般说都打得很好。棒球已经成为广大战士最爱好的一种体育运动了”。华北军区之外，海军的青岛、吴淞基地及东海舰队都曾大规模开展棒球运动。其中，尤以青岛基地发展较好，加之青岛海军医院中有一批日本籍军医，他们大多都喜好棒球，因此平时比赛练习都很多。

1952年12月，华东海军司令部在上海建立了海军体工队，特别聘请民国时期中国最著名的棒球教练梁扶初为球队的客座指导。西南军区为了获得好成绩，还从各地抽调优秀人才组成棒球队，专门进行数月的封闭加强训练。期间，同样邀请梁扶初入川讲学，希望快速提高当地部队的棒球竞技水平。

首届全军运动会后，棒球在部队中的流行程度愈来愈高，极大地推动了该运动在全国各地区、各层面的普及。刘伯承、聂荣臻、贺龙等将领均表支持，如贺龙在接见棒球名宿梁扶初时曾说：“你是棒球专家，才真识广，希望在你指导下，把部队和全国棒球搞起来。”1955年随着全国各大行政区及野战军建制撤销，原属各部队的棒球队也进行了重组——将这些棒球精英全部抽调到北京，组建成解放军棒球代表队——八一棒球队。其目标就是为了应付日后与美、日等专业棒球队之间的比赛。1959年5月6日，第二届全军运动会开幕，参加棒球比赛的队伍增加到了14支。

棒球运动作为军事体育的发展与流行，客观上使得“棒球”作为一种美国及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体育运动在新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仍得以留存。1952年至1960年，全国性棒球比赛达10次以上。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时，包括解放军在内的参赛队伍多达24支。1960年全国棒球分区对抗赛时，八一、海军、空军都派队参加。

梁扶初 图自档案春秋

棒球统战：争取“高知”群体

中共军队从事棒球运动，除了配合军事训练外，也是为了争取日军战俘的配合与信任。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同样允许甚至鼓励美军战俘在战俘营组织包括棒球在内的体育比赛。1949年前，除中共军事系统外，国内喜好或从事棒球运动者，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多为毕业于国内知名大学或留学海外者。20世纪30年代，中国各大学之间的棒球比赛相当频繁。1931年9月，上海市运动会的棒球冠军决赛便是在复旦大学与圣约翰大学之间展开的。第二类则是长年生活在日本或东南亚的归国华侨。新中国首批“棒球运动健将”李敏宽便是1953归国的日本华侨，而担任他教练的是同样由日本回国、毕业于当地棒球名校——东京法政大学并参加过日本职业棒球比赛的刘赖章。

棒球运动的特殊性是由其主要参与群体的独特性决定的，也正因为参与群体的“高知”特性，这项运动更多地被赋予了体育统战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