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1964年与古巴商讨体育文化交流计划时，中国方面主动邀请古巴派遣棒球专家访问教学。据此计划，古巴在1965年10月会派遣一支棒球教练代表团访华，帮助培训棒球教练，提高中国运动员的竞技水平。这是新中国棒球运动史上第一次涉外活动。不过，此时中国取消棒球队已近两年。

1965年10月10日上午，古巴棒球教练团由北京乘飞机抵达上海。作为“古巴胜利六年以来，这次是第一次向兄弟国家援助”。中方翻译、陪同人员在交流中，非常留意对方的政治见解和表态。在国家体委定期上交的“活动简报”中，绝大部分内容均与政治、外交相关，棒球等体育方面的记述反倒寥寥无几。

古巴在1965年10月派遣了一支棒球教练代表团访华，帮助培训棒球教练，提高中国运动员的竞技水平。

虽然在古巴代表一再“强调了中古友谊，很感谢中国的热情招待”，但对于一切涉及政治的议论都相当谨慎，不愿轻易表态。在某次交谈时，中方人员获得一个很好的机会，试探古巴教练团对苏联的态度，对团长说：“南斯拉夫勾结美帝攻击共产党，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两国人民的关系上，苏联虽与我们的关系很坏，我们人民还是有好往来”。古巴代表一听话题转到中苏关系，便马上采取回避的态度，转而谈反对美帝的问题。

1968年12月底培训结束时，古巴教练一再赞扬“从未教到过这样干劲足的好学生”，“在课堂上、运动场上纪律好，表现了中国同志组织性强、纪律性好”。但是，在政治观念的宣传层面，却未取得明显进展。古巴代表大多对“反修”话题毫无兴趣。在被逼问时，他们只是喊几句“反帝口号”应付。而这次代表团访问也成为那个年代中国与古巴方面的最后一次体育文化交流。1966年，双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彼此关系进一步走向了紧张与对立。随着中苏冲突的加剧，中古关系也逐步恶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恢复关系。

棒球未“棒”：复苏后的寂寞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方面积极恢复发展体育运动，另一方面则很明确地提出“在开展体育运动中，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必须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青年团，并与有关部门协同配合，使体育运动紧密地结合并服务于当前的中心任务”。在当时政治氛围中，体育运动被视为“培养人民勇敢、坚毅、集体主义精神，和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各级党委亦“将体育工作作为宣传部门的业务之一”。

以此为背景，便不难理解棒球运动在新中国的境遇。时至今日，这项运动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可能尚不及1949年前。正如著名棒球教练李敏宽所言，“棒球是从美国传来的，在1960年后的14年间，便在我国‘自然而然’地被‘改造’成了空白。为此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付出了成倍地代价”。

“文革”末期，棒球运动有了复苏的迹象。1974年，时隔13年后，棒球全国比赛再次举行。外交、政治因素在棒球运动恢复的过程中，依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及台湾问题的背景下，棒球代表团互访成为中日交往的一种模式。1975年，日本“友好之船”棒球队、爱知工业大学棒球队先后访华；旅日台胞棒球队也于同年造访，并在全国各地交流比赛。1976年，日本法政大学棒球队及日本教练代表队访华。随后两年间，中国方面也相继派出棒球代表团访日。此外，国内棒球人士还常被要求在“统一战线”发挥作用。1979年，台湾籍日本华侨蔡季舟作为代表参加国际奥委会名古屋会议。期间，中方团长宋中曾要求蔡季舟与台湾代表接触，“找机会与他们谈体育、叙乡情”。

当然，体育作为外交或政治工具的情形，在世界各国均屡见不鲜。再以棒球为例，1975年美国与古巴之间尝试在哈瓦那组织一次棒球比赛。美国国务院有官员提议效仿“乒乓外交”来推行“棒球外交”（Baseball Diplomacy），但该提议先后两次被时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拒绝。而在1980年代的韩国，全斗焕军政府推行所谓“3S政策（Sports Sex Screen）”，即希望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职业棒球比赛等活动来消解韩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政治诉求，此举被韩国舆论称为“国民催眠术”。

“文革”末期，棒球运动有了复苏的迹象。1974年，时隔13年后，棒球全国比赛再次举行。外交、政治因素在棒球运动恢复的过程中，依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