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砖国家”到“金石之交”？

观察者网：就在特朗普访问中国的时候，金砖国家在印度举行了外长会议。由于伊朗战争引发的复杂地缘政治关系，会上伊朗和阿联酋互怼，印度又和以色列关系暧昧。有数位来自金砖国家的学者因此指出，金砖国家可能正面临严峻的挑战。您如何看待这种批评？传统的“万隆精神”是否有助于恢复或维系南方国家内部的团结？

拉迪卡·德赛：这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引人入胜的问题。我一直都持有一种观点——多年前，大概是在2013年，我在《卫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出金砖国家正在对西方的至高霸权构成挑战。这篇文章成为了我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

然而，人们现在经常引用这篇文章来调侃：“看啊，拉迪卡·德赛当年把金砖国家吹得天花乱坠，可瞧瞧它们现在的样子，其中一些成员国（当然不是全部）简直成了美国权力的附庸和走狗。”

对此我的回应是，如果你仔细阅读我的那篇文章，就会发现里面写得清清楚楚：金砖国家只有在这些国家内部，摆脱新自由主义成为普遍趋势时，才能生存并壮大。

比如以印度为例，从2004年到2014年，我们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政策回调期，当时的政府出台了非常大规模的社会福利计划等等。因此，只有在各成员国能够主动摆脱并扭转新自由主义趋势的框架下，金砖国家才能走向强大。否则，新自由主义只会是一剂导致自身沦为附庸的药方。

当然，就在那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年，莫迪当选了。自那以后，在我看来，印度在这一进程中就彻底陷入了“冷宫”（in the doghouse）。因为莫迪本质上代表的是印度大型企业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在印度，没有哪个利益集团比这批大资本家更亲西方、更亲美国了。

2020年2月，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莫特拉体育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握手 新华社发

因此，金砖国家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们的实际行动，前提是它们至少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对新自由主义提出批判与质疑。然而不幸的是，随着莫迪政府的当选，紧接着博索纳罗又在巴西上台等等，这些政府内部原本存在的反新自由主义倾向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

以至于在今天，我认为只要现任政府依然在位，印度、南非，乃至巴西（尽管目前由卢拉政府执政）在这件事上，都让人看不到太大的希望。因为只要这些国家的私有资本力量依然根深蒂固，它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掣肘本国政府，阻碍其在金砖国家框架中全面履行应尽的国际职责。

其次，莫迪所属的政党印度人民党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强烈的亲美传统。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该党在1998年首次执政时的场景——当时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在上台后立即启动了第二次核试验。我的意思是，进行核试验本身是一回事，这无可厚非；但给美国总统写信“表忠心”，主动提出甘愿充当美国以及更广泛的西方阵营在亚洲围堵中国的“宪兵（gendarme）”，那完全是性质截然不同的另外一回事了。这个政党在骨子里始终奉行这一路线。在莫迪执政期间，中印关系遭遇了灾难性的恶化。

因此我经常指出，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蔓延，如果莫迪未能被移出权力中心，如果卢拉（或者他的继任者）无法从根本上挑战巴西资产阶级的顽固权力，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或许将不得不彻底告别“金砖国家”这个历史舞台，转而探讨一个新的核心简称——“金石之交”（CRINK，即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因为这些国家才真正具备保持高度战略凝聚力的核心能力。

如果你仔细探究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国家都有一个核心的共同点：它们都是通过革命洗礼而诞生的政权。只有经历过这种历史重塑的国家，才能够真正清醒地从根本上思考为了打破旧秩序究竟需要做些什么。虽然俄罗斯目前已不再是共产主义国家，但它至少拥有过这段作为其立国基石的共产主义历史发展经验。

因此，可以说传统的金砖国家框架在当前的实质反帝舞台上基本上已经缺席了。我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据从金砖国家这一旧有叙事中抽身，转向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或者是转向一种更为松散但高效的政治默契——即让中国、巴西、墨西哥、古巴等所有进步力量联合起来、协同御敌。

打造“发展型国家”体制，南方国家才能从与中国的合作中获益

观察者网：有意思的想法。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全球南方“去依附”的实践。我们已经注意到，在中国的帮助下，津巴布韦可能就在这个月，已经开始在当地加工高附加值的硫酸锂，而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出口原矿。此外，其他非洲国家如刚果（金）和赞比亚，也在强制要求企业在出口前先在本土对铜和钴进行加工。那么，您认为非洲这种旨在提高本土加工能力的新举措，是否提供了一个真正“去依附”的机会？

拉迪卡·德赛：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将能够实现去依附。但同时我也必须指出另外一点。

你要知道，当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撰写《去依附》（Delinking）一书时，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在接下来的十到二十年里，美国的实力会衰落到如此地步，而中国的实力会崛起得如此之快。但不管怎么说，在某种程度上，去依附其实已经发生了。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120多个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占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她已经在和西方“去依附”了。

这种“去依附”是必然的，因为在我们的时代，曾经纽带、捆绑并构建起世界经济的那些联系，本质上都是帝国主义的联系。它们是帝国主义的纽带，而这些纽带如今正在被斩断。在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全新的关系正在被塑造。并且，这有望带来一种截然不同的体验。因为中国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意愿投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并不害怕面对竞争，只要人们能够利用现有的资源生产出自己需要的东西，一切都会很好。

回到问题本身，关于"去依附"。我会说，"去依附"其实已经在发生了，因为过去将这些国家束缚在全球经济中的纽带，本质上是它们与前殖民宗主国之间的绑定。这些宗主国过去一直在不断压榨并收窄它们的战略自主与施展空间。而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经济合作伙伴。中国投资的是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但关于这一点，我想说的是，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拥有中国这样一个合作伙伴固然极好，但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巨无霸，其工业体量极其庞大。为了能从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持续、稳定地获得长久收益，这些国家自身必须拥有一个能够主导国家发展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体制，就像中国拥有自己强大的国家调控和规划能力一样。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发展型政府，这些国家面临的后果将是迅速的“去工业化”。

因为中国拥有如此丰富的各类商品和服务，它们会迅速涌入。如果目的地国家的民众都直接选择去向中国公司购买、签合同……那么，一旦你们开始全面进口——无论是鞋子、衬衫，还是拖拉机、汽车或任何东西——你们本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就会彻底萎缩、甚至不复存在。因此，严重的去工业化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许多拉美国家都在指出，尽管与中国的关系带来了许多切实的益处，但对其伴随而来的后果之一感到担忧，即所谓的“重新初级产品化”（re-primarization）——国家地位被重新降格为仅仅提供初级原料的出口国。

印度之所以没有加入由中国主导的自贸协定，正是因为印度拥有一个势力庞大的资本家阶级，而这个资本家阶级深知自己根本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我并不是说印度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印度如果拒绝加入，那么它至少应该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战略，提升印度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从而确保即使今天不行，明天也有能力加入这类协定，因为加入这种自贸协定在长远来看是有益的。所以我的观点是，这些国家需要建立起自己独立主导的发展型国家体制。而且，中国同样也需要这些合作国家这样做。

你知道，中国奉行一项非常优秀的政策，那就是“不干涉别国内政”。这对于每一个真正心系国家前途的、正直的第三世界公务员或政治家来说，简直是世上最动听的话语。他们会惊叹道：“噢，这难道不完美吗？中国不像美国或欧洲国家那样，强行塞给我们那些紧缩政策和结构性调整的建议，最终剥夺我们的政策自主权。中国从不强加于人。”这就是中国政策最受赞誉的魅力所在。

但问题在于，如果你不趁此机会去运用你所拥有的这种政策自主权，那么你同样会自食苦果。因此，中国也需要他们避免陷入这种困境，中国需要他们去发展和健全自身的国家职能。为什么？因为中国已经发现——例如在2010年之后，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的对外贷款规模迅速上升。而最近，这一规模已经进入了平台期，甚至有所回落。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逐渐发现，自己固然可以展现出极大的善意，把贷款借给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或是其他地方。但是，如果这些借款国不主动去培育和发展自己的实体生产能力，他们最终将无力偿还这些债务。中国本身并非一个可以肆意挥霍财富的超级富国，中国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中国借出资金是经过审慎权衡和判断的。

2008年和2023年按债权人类别划分的非洲公共外债及公共担保外债规模占比 数据来源：《不作为的代价：用10张图表解释非洲债务困境，以及G20的5个解决方案》根据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数据库（2024年），并参考 Zucker-Marques 等人2025年的研究

所以现在面临的现实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中国在继续发放贷款时面临阻碍。因为，中国虽然不干涉其内政，但也向对方明确指出：“诸位，如果你们想要这笔贷款，我们很乐意提供。但你们自身也必须切实建立并提升本土的生产能力。”

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确实能够在各个国家发挥极其有益的作用，但这有一个先决条件：东道国必须拥有自身主导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体制。这种体制必须有能力像中国当年那样，在国家战略层面高效、有规划地利用这些外资。

回顾历史，中国在招商引资时，同时也向外资提出了明确的诉求：你们必须进行技术转让，必须输出管理经验，必须让我们的本土人才去学习建立和运转一家工厂所需的核心技能，以便我们日后能够在其他地方复制和内化这种能力。

因此，这些国家必须具备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体制，才能从外资中彻底、充分地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