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若能出现一支社会主义力量崛起，将是史无前例的

观察者网：特朗普总统就美国建国250周年发表了讲话，他说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敌人，美国国务院附和炒作了这种反共产主义的说法。随后我读了一篇Substack上的文章，有人指出，这是特朗普最后的一张底牌。特朗普是在反对某种美国的左翼思潮，还是在渲染反华论调，对此您怎么看？

拉迪卡·德赛：我认为特朗普正在进行某种政治铺垫。你看，从目前的局势来看，他似乎已经输掉了中期选举，但他仍在想方设法试图挽回颓势。所以很明显，他是在点名马姆达尼（Mamdani），给他贴上共产主义者的标签。我认为，他在多大程度上会将这种指控的矛头指向中国，取决于许多因素。

如你所知，特朗普几个月前刚刚来过中国。当时他带了一个庞大随行团，几乎全都是来自美国的大企业CEO。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满脑子想着和中国做生意，这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所以，特朗普是否会抛出反华论调，完全取决于他目前与这些人的利益关系处于什么阶段，以及他是否需要分神去迎合其他游说集团。

但既然这些人全都渴望与中国开展贸易，他可能也会倾向于对中国展现出友好的姿态。就像他之前说过的那样，你也知道，他称赞中国有一位伟大的领导人，说尽了此类溢美之词。

无论如何，他针对的是马姆达尼。他在指责马姆达尼以及像他那样的人。在美国，最近还有一些其他的左翼人士赢得了选举，我认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政治渴望，普通民众对一种进步主义替代方案的渴望。他们渴望改变。特朗普本人曾做出过许多进步主义的承诺：他承诺永远不发动战争，承诺重振美国工业，承诺提供优质的就业机会。我的意思是，这原本正是左翼政治议程应该关注的核心内容，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方面。

但这才是事情的核心所在。所以他虽然向民众做出了这些许诺，却没能将其兑现。现在，民众开始逐渐意识到，这些被称为“民粹主义者”的右翼人士——但他们骨子里其实更接近法西斯分子——这些人根本靠不住，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2026年1月，祖赫兰·马姆达尼在纽约市长就职典礼上讲话 新华社发 章正浩摄

对于这种寻找替代方案的诉求，政客们正在做出回应。马姆达尼确实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进步色彩的政治纲领。要知道，他仅仅是一个城市的市长。尽管那是纽约市，但也只是美国众多城市中的一个罢了，他能做的毕竟有限。但他依然提出了一个出色的政治纲领。我认为，他甚至已经在民主党内部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分裂：一方是那些想要一切照旧、试图继续维持克林顿、奥巴马和拜登式民主党路线的人；另一方则是那些疾呼“听着，伙计们，如果我们还想赢得选举，就必须走马姆达尼所指引的那条路”的人。因此，民主党内部已经出现了裂痕。

与此同时，我想指出另外两个重大变化。第一，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作为一个组织正在不断壮大。他们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但近期的增长势头尤为迅猛。我想说的是，尽管他们可能并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绝对正确。

你也知道，马姆达尼最近发表的一些言论让我感到失望。但是，问题的核心其实并不在于马姆达尼本人。核心在于那些投票给他、并寄希望于他能带来更好改变的民众。所以，他尽可以犯各种错误。最终，民众会通过选票把他们赶下台，去寻找更称职的替代者。这完全没问题。

但是，我认为人们正在朝着这个大方向前进，而这是一种极其进步的趋势。我甚至认为，对于美国而言，能够出现一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力量，将是史无前例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认为带来巨大观念转变的是加沙局势。实际上，它对民众思想的冲击甚至超过了伊朗战争。在加沙发生的、几乎等同于公开种族灭绝的暴行——即使在今天所谓达成停火协议之后——真正地唤醒了人们。

它让人们猛然惊醒，并意识到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扮演着一个多么恶劣的角色，大家意识到必须对此采取行动。以色列总是反复兜售那套陈词滥调：你知道的，难道以色列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吗？我的意思是，难道为了所谓的以色列生存权，你们就可以肆意抹杀成千上万无辜平民的生存权吗？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目前仍低于10万，但我了解到，实际的总伤亡人数将会惊人得多，因为在那些尚未被清理的废墟之下，仍然掩埋着无数的遗体。

在加沙地带中部努赛赖特难民营，一名男子在建筑废墟中搜寻。 资料图：新华社

所以你看，加沙局势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民意。今天，以色列——即使在美国国内，你要明白，我指的并非犹太民众，而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实体——已经成为在美国最受憎恨的实体之一。甚至不仅是在中东，在整个美国以及西方世界普遍都是如此，人们根本无法相信，那些打着自由、民主等冠冕堂皇的旗号所干出的行径。

去美元化进展缓慢：因为南方国家精英在美元体系中陷得太深？

观察者网：接下来我们想探讨一下“去美元化”。在这场伊朗战争期间，有伊朗方面的报道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能会只使用人民币结算，但后来并没有发生。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和中国的大部分双边贸易已经不再使用美元；许多全球南方国家——例如在金砖国家框架下以及拉丁美洲地区——都试图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但几年过去之后，我们发现，美国的地位仍然很牢固，似乎去美元化进程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快。为什么呢？您在复旦大学国务学院的研究生暑期课专门讲了这个内容，很想听听您的看法。

拉迪卡·德赛：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首先我想说明的是，要理解为什么去美元化如此困难，你必须先洞察美元体系的核心运作逻辑。

众所周知，1971年之后，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元实际上经历了暴跌，大幅贬值。到了1980年左右——你要知道，最初美元与黄金的汇率是每盎司35美元，而后来黄金价格一路飙升到了每盎司800美元。这意味着美元经历了非常剧烈的缩水，其价值贬低了20多倍。因此，许多人会说，虽然那段时期非常痛苦，但你看，美元至今依然是世界货币，所以1971年的体制变动并没有改变太多；相反，它反而让美国摆脱了必须用实物黄金兑换美元的束缚。

但我认为这种解读存在很大漏洞。现实情况是，美元确实先经历了暴跌，但在20世纪80年代又卷土重来，这完全是因为美联储当时史无前例地大幅加息。大家可能还记得，或者有所耳闻，在1980年左右，美国爆发了著名的“沃尔克冲击”（Volcker shock），将利率推高至两位数，这在发达国家是极为罕见的，当时利率一度逼近20%。20%的利率，这非常令人震惊。此后，即使名义利率有所下降，但由于通胀率控制在极低水平，实际利率依然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因此，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其实际利率都相对偏高。

2019年7月，美国华盛顿的美元纸币 新华社 刘杰摄

但真正根本性的结构变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从那时起，美元开始步入一种沿用至今的新模式，即美元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所谓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这一概念得名于比利时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特里芬指出，当年的英国是通过资本输出来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英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拥有庞大的殖民帝国，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海外榨取财富，然后再将其作为资本输出到许多国家，包括欧洲大陆和它的定居型殖民地。也就是说，财富是从非西方地区榨取出来的，但资本输出主要流向了这些富裕国家，从而推动了它们在那个时期的快速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