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负责任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主要来自现代民主体制中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们。例如，被称为现代新闻业之父的沃尔特·李普曼、现代政治学创始人之一的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公关行业创始人之一的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以及被视为自由主义建制派神学家且备受尊敬的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等。他们都在“民主体制该如何运转”这个问题上发表过自己的观点。

他们认为，那些负责任、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必须保留自己的权力；社会大众既愚蠢又无知，不能任其自行其是地处理社会问题；社会大众必须受到雷茵霍尔德·尼布尔所说的“必要幻觉”（necessary illusion）和“情感上强有力的过度简化”（emotionally potent oversimplifications）的控制。

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大众在社会上有自己的位置。虽然他们是“观众”而非“参与者”，不过他们的确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他们应该每四年现身一次，选出一个负责任的人来领导自己。他们投完票就应该回去忙自己的事情，不要再打扰我们，那个被选出来负责任的人，将因此免于受到“茫然无知的羊群的踩踏和吼叫”的骚扰。

拉斯韦尔指出，我们不应该受到“民主教条主义”（democratic dogmatisms）的影响，不应误以为大众有控制力，不应误以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对自己有利的。相信你还记得，在肯尼迪政府时期，人们对那些技术官僚和擅长制定政策的精英们都是极为尊敬的。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把他们称作“最优秀、最聪明的人”。

此外，那些以价值为导向的知识分子、那些关心权利与公正的人被归入了坏分子的行列。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前哈佛大学校长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把他们称作“跃跃欲试的激进分子”（the wild men in the wings，wings指舞台两侧的候场区——校注）。1967年，邦迪严厉斥责了那些不但质疑精英所采取的手段，还质疑其动机和计划的人，上述评价就是他在那时作出的。邦迪认为我们必须除掉那些人，除掉那些在街上游行的人，以及那些以价值为重的煽动人们上街的知识分子们。

其实，两类知识分子之间的交锋在历史上就曾出现过。“intellectual”一词发展出如今所具有的含义，就是19世纪末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上尉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观察者网注）所导致的。

当时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以及其他几位作家和知识分子对德雷福斯在该事件中受到严重不公待遇、因捏造罪名被判刑这件事进行了批评，军队和国家也成为了他们批评的对象。法兰西学院的那些青史留名的大学者们对左拉等人进行了严厉斥责，因为他们竟敢批评军队和国家。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跃跃欲试的激进分子”。佐拉因此逃离法国，而其他人则被关押入狱。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

如果你是一个“跃跃欲试的激进分子”，如果你胆敢对掌权者无礼，那么你就很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承受苦难。

所以，既然存在“跃跃欲试的激进分子”，也就一定会存在“掌权者的速记员”。基辛格在这方面是一位大师，他很好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基辛格指出，“政策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阐述掌权者的思想，对掌权者的“共识”进行“详尽的阐释和定义”。如果掌权者不能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应该为他们正确地表达出来——这就是严肃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这就是你为了变成一名受尊敬、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

巴萨米安：好的，这本新书的情况就聊到这，下面我们聊一聊新闻话题吧。最近“毅力号”火星车传回了火星照片。您在几年前曾提到“来自火星的记者”。如果真有这样一位记者的话，她会怎样报道当前涉及新冠肺炎疫情和疫苗的新闻呢？

乔姆斯基：在美国，拒绝接种疫苗的人非常多。他们大多是共和党人，他们拒绝疫苗的理由很多，比如对政府缺乏信任、不相信科学等。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只出现在美国。以法国为例，仅有大约40%的法国人愿意接种疫苗。有大量证据表明，接种疫苗对控制疫情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如今对政府、对科学界、对专业人士的恐惧和厌恶已经到了极点，很多人不想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其他地方。比如，澳大利亚就很快控制住了疫情。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医疗体系非常高效，而且也深受民众信任。澳大利亚人很愿意为全社会负起责任，他们愿意接受严格的封城措施，封城的效果非常好，疫情基本得到了控制。新西兰、中国台湾以及韩国也都表现得不错。可是，在有些地方，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太强烈了，他们不愿意团结起来共同去遏制并消灭疫情。

当地时间5月11日，拜登在与各州州长举行在线会议时称，世界上有几乎40%的国家领导人打电话给他寻求疫苗上的帮助，但没说具体是哪些（观察者网视频截图）

巴萨米安：您接种疫苗了吗？

乔姆斯基：我两天前刚打了第二针，现在手臂还有点疼。

巴萨米安：民众的不满情绪导致今年1月6日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他们冲击了国会大厦。您怎么看那天发生的事情？

乔姆斯基：首先，很明显他们在企图发动一场政变。他们想推翻民选政府，这就是政变。至于那些参与这场政变的人，你能从现场照片中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几乎没有年轻人参与其中。这很奇怪，因为一般来说，政治性事件或示威游行的参与者大多是年轻人。而当天参与政变的都是中年人和老年人，他们都是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是特朗普怂恿他们这样干的。

很显然，他们都很强烈地认为这场选举的结果被他人窃取了，觉得自己的国家正在被一股邪恶势力从他们手中偷走。要知道，有近一半投票给共和党的选民认为，上帝派特朗普来到美国的目的就在于让他把这个国家从民主党恋童癖、少数族裔及其他弱化和破坏基督徒传统生活方式的坏人手中拯救出来。

共和党的支持者中有些非常暴力，“骄傲男孩”（Proud Boys）就是这样。这事件是相当暴力的，5人死亡，而且情况本来可能会更糟。是那些愿意铤而走险的人制造了这起孤注一掷的袭击事件，许多美国人都对他们的这一做法表达了支持，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1月6日之后，在共和党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很有意思。亚当·斯密所谓的“人类真正的主宰”，也就是那些从根本上掌握这个国家的人、那些为共和党提供资金的人，虽然他们不喜欢特朗普，但他们一直在忍耐。那些人为自己树立了感情真挚、仁慈高尚的形象，他们向社会传递出来的信息是自己是值得信任的，然而特朗普却破坏了他们的这种形象。

特朗普的言行粗鄙可笑，他们很讨厌特朗普，但却一直容忍他，因为特朗普能给他们带来金钱利益。特朗普在立法方面的整个做法都是为了把钱放进那些超级富豪的口袋里、让大公司受益并取消那些能够保护普通人却妨碍大公司获利的规定。只要特朗普一直这样做，他们就会一直愿意容忍他。

不过1月6日发生的事情还是太过分了。那些掌握经济力量的主要势力，包括商会（the Chamber of Commerce）、商业圆桌会议（the Business Roundtable）和主要大公司的高管们很快就行动起来，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特朗普：我们受够了，你现在赶快滚蛋！

特朗普乘飞机去了海湖庄园。而共和党内最重要的人物米奇·麦康奈尔听到了共和党金主们的声音，开始激烈地批评特朗普。他和其他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开始启动自保程序。不过他们在批评特朗普的道路上并没有走得太远，因为特朗普动员起来的愤怒人群就站在他们面前。就这样，共和党被卡在了中间。他们会听从那些金主的话恢复一种更加斯文体面的特朗普主义吗？还是说，他们会被特朗普的影响力震慑住呢？

麦康奈尔和特朗普从个人角度来说是互不相容的，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利益：确保这个国家处于无法治理的状态，确保拜登无法取得任何执政成就。这并非什么秘密，在奥巴马当选时，麦康奈尔就很明确地说过这样的话。那时，麦康奈尔还没有控制参议院。可他当时就说过，他要让奥巴马什么都做不成。麦康奈尔压缩了刺激计划的规模，并通过其他方式给奥巴马政府治理国家、解决国家问题的诸多努力制造了障碍。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一次面对着拜登政府，麦康奈尔还会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