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诺姆·乔姆斯基、大卫·巴萨米安 翻译/观察者网 马力】

美国政治最近正面临一个危机集中爆发的局面：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种族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国会山又于2021年1月6日被暴徒攻占。在拜登新政府成立之后，美国的进步主义政治未来将会如何发展呢？

3月15日，在亚利桑那州奥罗谷录制的一期“另类广播”（Alternative Radio）节目中，主持人大卫·巴萨米安（David Barsamian）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就气候变化、种族、移民和革命等问题进行了一场对话。“另类广播”开播于1986年，是一档曾荣获奖项的公共话题类广播节目，这档每周一小时的节目在许多公共广播频道上免费播出。“另类广播”在全世界是播出乔姆斯基谈话和访谈最多的一档节目。

大卫·巴萨米安（主持人）：据说您最近与亚利桑那大学的同事马弗·沃特斯通（Marv Waterstone）合著了一本名为《资本主义的后果：制造不满与反抗》（Consequences of Capitalism: Manufacturing Discontent and Resistance）的新书，而且这本书是基于您与同事共同讲授的课程《什么是政治》写成的。您能否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情况呢？

诺姆·乔姆斯基：这本书基本上可以被视作对我们过去五年课程内容进行扩展后的作品。《什么是政治》这门课程的听讲者遍布亚利桑那大学校园内外。这门课其实是一个系列讲座。你所了解或相信的某个观点一般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的，而我们的讲座就是从这样的基础开始讲起。

比如说，葛兰西（即后文提到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观察者网注）关于霸权的常识性结论是如何被灌输到人们头脑中的？借用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观察者网注）的说法，“共识”（consent）是如何被人为制造出来的？

随着课程的推进，我们还涉及了某些特定领域的内容，首先是对人类能否生存来说极为重要的军国主义、核战争和环境破坏等内容，后来还讲了许多国内问题，比如对社会运动的抵制、那些社会运动都获得了哪些成果、抵制势力为了控制那些运动的影响采取了怎样的做法等。我们每周都会邀请参与社会运动的人士来讲一讲他们都做了什么、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眼中有哪些机遇等。

我们每年都会根据最新情况来更新所讲授的内容，这会给听讲者一种很生动活泼的听课体验。

巴萨米安：您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人类这个物种还能继续生存下去吗？有组织的人类生活还能延续吗？我们不能回避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

乔姆斯基：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些都是事实。这一代人决定着人类社会还能否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决定着我们是否会到达一个不可逆的临界点。一旦越过那个临界点，人类将万劫不复。

日益增长的核武威胁就属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人类没有其他选择，必须现在就作出决断。新冠肺炎疫情将会以某种方式得到控制，不过这种控制将是以巨大且不必要的死亡数量为代价的。当然还有其他问题。除非我们在科学手段和社会舆论两方面都认真做好准备，否则那些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

不仅是我们人类，许多地球物种的生存都面临着严峻挑战。我们正在快速且大规模地消灭其他物种，这在地球最近6500万年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现象。现在物种灭绝的速度正在大大加快，比第五次物种灭绝快得多，我们现在正处于第六次物种灭绝的过程中。

巴萨米安：您在书中讨论了18世纪启蒙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20世纪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之间的关系。您认为这两个人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乔姆斯基：休谟是一个很伟大的哲学家，曾写过《论政府的首要原则》（1741）。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在今天被我们称为“政治哲学”或“政治科学”的领域里也是一篇非常经典的文章。他是以提出疑问来展开研究的。他说，他很惊讶，人们竟然如此“轻易”地服从于权力体系。这是一个谜，因为人们自己本来的确是有权力的。他们为什么要向那些社会主宰屈服呢？

休谟认为，答案在于“共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那些社会主宰成功地“制造出了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社会主宰让人们接受一种“大家必须服从于权力体系”的观念，这样人们的行为就受到了约束。休谟指出，这个“奇迹”发生在所有的社会，无论多野蛮原始或多自由散漫都不例外。

休谟是在第一次民主革命，也就是17世纪中期的英国革命之后进行写作的。这场革命为我们带来了让国王屈居于议会之下的英国宪法。在那个时候，英国议会基本由商人和手工业作坊主构成。

休谟的好友亚当·斯密曾在书中对那场革命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记录。在他的名著《国富论》（1776）中，他指出，“如今掌握至高无上权力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是人类真正的主宰”。他们通过使用手中的权力确保了对政府的控制、确保了自己的利益受到维护，无论英格兰人以及受到“欧洲人野蛮不公待遇”的印度人承受多么深重的苦难，他们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做法。

大卫·休谟像

就在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前一年，美国革命爆发了。大约10年之后，《美国宪法》获得了通过，这与英国第一次民主革命的情况是非常相似的。两者都是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斗争，美国革命的结局也是“国王”屈居于由地位日益上升的商人和手工业阶级构成的美国议会之下。

不过，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不要忘了还有社会大众，他们既不想被国王统治也不想被议会统治。那是一个宣传小册子满天飞的时代。四处漂泊的工人和牧师们能够接触到最广大的民众。他们在小册子和演讲中呼吁，由真正了解民众需求的美利坚同胞而不是那些只想压迫老百姓的骑士或彬彬有礼的绅士们来管理这个国家。他们还提出了普及全民医疗服务、普及全民教育等主张，然而他们最终还是被镇压了。

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都是在英国商人和手工业者取得胜利之后开始写作的，那些商人和手工业者所取得的不仅是对国王的胜利，而且也是对社会大众的胜利。

正如迈克尔·克拉曼（Michael Klarman）在他撰写的《制宪者的政变：美国宪法的制定》一书中所指出的，这一切都在《美国宪法》中获得了体现。美国民众渴望民主，而那些制宪者（大多是有钱人，其中近一半是奴隶主）却要防止民主对自己构成威胁，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英国第一次民主革命中那些自诩“最优秀”的人们是极为相似的。

不出几年，詹姆斯·麦迪逊（美国第四任总统——观察者网注）就看到了亚当·斯密当年所看到的问题。1791年，他在给好友托马斯·杰弗逊（美国第三任总统——观察者网注）的一封信中写道，他希望建立的民主体系已经崩溃，对此持强烈谴责态度（他并不主张极端民主，但至少还是要有一些民主的）。当年的股票交易商（也就是今天的金融机构）手中握有太多权力，麦迪逊谴责称，他们已经成为政府的“工具和暴君”。他们为政府工作，但他们同时也控制着政府，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为自己攫取利益。

其实，那些问题今天同样存在。葛兰西用现代话语解释了同样的道理，这世上没有新鲜事，历史上许多一模一样的事情如今又发生了。所以说，休谟和葛兰西之间的确是有关联的。

巴萨米安：下面我们聊一聊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吧。用葛兰西的话来说，知识分子分“有机”（organic）和“传统”（traditional）两类。后者有时会被贬低为“掌权者的速记员”（stenographers to power）。有人提出了“负责任的知识分子”这一说法，葛兰西把他们称作“进行合法化处理的专家”（experts in legitimation）。当然，基辛格对“知识分子”不断扩大的定义也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