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J.波利克罗尼奥：“鲍勃，你能让我们了解一下冠状病毒带来的经济冲击吗？社会经济影响会有多严重？谁可能受到的影响最大？”

罗伯特·波林：COVID-19所导致的经济崩溃速度之快是史无前例的。

4月4日这周，660万人首次申请失业保险。此前一周有690万人提交了申请，再前一周有3.3万人提交了申请。在这三周之前，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最多的时候是在1982年10月，当时罗纳德·里根经历了严重的双底衰退（译注：又称“W型衰退”，指在全球经济已经触底逐渐回升时，经济复苏可能失去动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再一次触底。）。当时，索赔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65万人。

即使考虑到今天美国劳动力与1982年相比的相对规模，1982年与今天的差距，仍令人瞠目。因此，在1982年，65万失业保险索赔占美国劳动力的0.6%。4月第一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为660万，前一周为690万，两者均相当于美国劳动力的4%，因此从劳动力的百分比来看，每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是1982年的7倍。再加上过去三周的失业保险索赔，我们有1680万新失业人口，占美国劳动力的10%以上。预计这一数字在未来数周内还将继续上升，可能将失业率推高至20%的区间，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最严重时期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数字。

大部分美国失业者通过其雇主取得健康险，但现在维系于雇主的保险岌岌可危，因而目前失业者的状况仍然堪忧。特朗普3月27日签署的经济刺激法令，并未涉及感染者的治疗费用。彼得森·凯撒家庭基金会（The Peterson-Kaiser Family Foundation）认为治疗约花费20000美元，甚至连享有健康险的居民也需自己额外支付1300美元。因此，在企业主导、极度不公平的美国医保体系下，在数百万人危弱之时，2019冠状病毒所带来的巨额医疗费用无疑是雪上加霜。假若现下美国实行全民医保，那么人人都理所当然地在保障之内。

除了失业者的窘迫之外，我们还需关注抗疫一线关键行业的工作人员，他们为了工作而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的一份报告中，罗慧珍（Hye Jin Rho）、海莉·布朗（Hayley Brown）及肖恩·弗雷姆斯塔德（Shawn Fremstad）指出，超过三千万美国工人（约占美国劳动力的20%）从事于抗疫前线的六大行业，包括杂货店职员、护士、清洁工、仓储工人和公交司机等；女性在其中占比65%，而其中低收入者与欠缺医保者的比例更大。这些重要工人正将自己置于感染的高风险之中，一旦其受到感染，不但面临健康危机，还会遭受经济打击。

新型冠状病毒对非裔美国人更是毫不留情。在伊利诺斯州，超过二分之一的死亡病例为非裔美国人，但这个群体仅占当地总人口的14%。在路易斯安那州，总人口占30%的非裔美国人却占死亡病例的70%。其他州也有类似情况。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对低收入的非裔美国人来说，他们无法通过社交隔离与停业在家等手段保护自己。

尽管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情势严峻，但随着病毒传播，情况似乎有所缓和。然而。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等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必定会遭受灾难性打击。首先，社交隔离和自我隔离虽然在高收入国家相对有效地减缓了传播速率，但在穷困地区（如德里、内罗毕和利马）却无法施行，原因在于当地居住空间大多狭小。此外，由于当地居民无法承担停业在家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又依赖拥挤的公共交通出行和工作。

另外，他们的工作条件也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约有70%的雇员为非正式工，这意味着工人无法获得雇主提供的利益，包括带薪病假。正如印度经济学家C. P. 钱德拉塞卡（C. P. Chandrasekhar）与贾亚提•戈什（Jayati Ghosh）写的：“在任何一次经济衰退中，这些工人及其家庭无疑首当其冲，不堪一击。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共健康灾难之后，随之而来的经济低迷更是火上加油。”

印度孟买，戴着口罩、正在等火车的乘客。图自美联社

除此之外，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卫生预算极为有限。旅游业崩溃以及出口收入与汇款的锐减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沉重打击。因此，最近几周，已有85个国家向国家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寻求短期紧急援助。这几乎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请求数量的2倍，且情况可能很快会变得更糟。

C. J. 波利克罗尼奥（C. J. Polychroniou）：此次冠状病毒是否会破坏全球化？

诺姆·乔姆斯基：事实上，全球化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最早有历史记载之时，甚至更早，并且它还会继续。只是问题在于：以何种形式？例如，是否要将企业从印第安纳州搬迁到墨西哥，但这样就有问题了。谁来决定？是纽约的银行家还是芝加哥的金融家？或许是劳动力和社区，亦或许是与墨西哥同行间的协调？其间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人际联系与利益纷争，而这与地图上的颜色分区并不一致。

当亟需合作以应对全球危机之时，各国却出现相互竞争的丑相，显示出我们有必要消解以利益为基础的全球化，构建真正的国际主义，以图求存。此次危机创造了机会——使我们从意识形态枷锁中解放出来，展望新世纪，并付诸行动。

近年来构造的国际经济以利益为导向，对其所造成的外部代价不屑一顾，如复杂供应链中的交易对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更不必提对生命群体的毁坏，但供应链本身却极度脆弱，此次疫情可能促成其改变。似乎一切都将重塑，但此时又要回答一个问题：谁将引领改变？

推动国际主义由集权到服务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呼吁建立进步的国际主义以对抗特朗普政府建立的保守国际主义。

类似的努力也以不同形式存在着。工会至今仍被称为“国际组织”，令人联想到为其不懈奋斗的梦想。不过，有时也并非如此。在国际团结运动中，港口工人拒绝卸载货物。但在国家和民众的国际团结运动中，仍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在国家层面，根据皮埃罗·葛雷吉塞斯（Piero Gleijeses）的深入描述，古巴的国际主义运动当属第一：从古巴在南非解放运动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到古巴医生2005年对巴基斯坦震后的贡献，再到如今对欧盟施以援手。

古巴医疗队紧急援助意大利 视频截图

就民众而言，则当属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人前往中美洲，帮助“里根恐怖主义战争”及其支持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译注：有学者认为里根所发动的战争恶果与恐怖主义别无二致，如尼加拉瓜战争）。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而其中来自美国乡村的宗教组织贡献最多，效率最快。据我所知，类似的事情在以往帝国主义的历史中从未出现。

全球联系与结合不拘泥于形式，种类繁多，不乏广受赞誉、值得倡导的活动。